俞敏洪又“翻车”了。

11月16日，正在南极“游玩”的俞敏洪发信祝贺新东方成立32周年。信中提到：“此刻，我正站在南极的冰雪世界中。四周是浩瀚的洁白、翡翠般的冰山和无边的宁静。冰川在阳光下闪烁着迷人的光芒，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时间的力量与坚守的意义。”

接下来两天，他又连发了10条南极游视频。有媒体了解到，俞敏洪南极之行所乘坐的邮轮，一人入住的价格约为148万元（29天28晚）。

老俞可能本打算激励员工，最后却被“骂”上热搜：“老板缺乏共情”。

美国社会学家斯托福提出的“相对剥夺感”理论，解释了这种“员工在加班，老板在南极”的反差为什么会造成舆论反扑。

因为个体或群体与参照群体进行横向对比后，若感知处于劣势地位，将产生愤怒、不满等负面情绪。简单来说，“剥夺”是相对的，痛苦来自比较，不患寡而患不均。

精英叙事频频翻车只是表象，其本质是一种微妙的“相对剥夺感”正在蔓延，而这种“相对剥夺感”是危险的，它可能使“被剥夺者”丧失掉很多机会。

斯托福在半个世纪以前首次提出“相对剥夺感”这一概念，他在《美国士兵》一书中分析了二战期间士兵的心理和行为，发现美国空军士兵的晋升速度远比宪兵快，导致宪兵部队即使待遇不错依然士气低落，因为他们对比的是晋升更快的同龄人，而非普通民众。人们不会与遥远的标准比较，而是选择身边的参照物。

相似地，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也做过一个比喻：“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 这座小房子表明其居住者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可言；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服，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

俞敏洪的南极信之所以引发舆论不满，正是因为创造了这种“相对剥夺”的强烈对比：老板在南极享受诗和远方；员工在办公室加班处理眼前的苟且。落差感又进一步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引发更多“打工人”的情绪共振。

更为微妙的是，这种感受在经济下行期更容易被放大。因为经济高速增长时，水涨船高，大家忙着搞钱，无暇比较，甚至可能会憧憬“跟着这样的老板，我也能去看世界”，进而斗志昂扬。在钱不好赚的时候，人容易因为缺乏安全感而变得更敏感、更易受刺激，这时俞敏洪的南极信就成了导火索。

美国社会学家默顿在《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提出需要警惕这种“相对剥夺感”蔓延：弱势群体成员经常体验到基本权利被剥夺的感觉，这种被剥夺感不仅使他们丧失掉现实生活中的很多机会，还会对其心理发展带来损害。

其实，“相对剥夺感”对弱势群体是危险的。在二战士兵的案例中，宪兵因不满晋升机会远少于空军，而士气低落，更难争取到立功晋升。而且实际上，如果宪兵将自己的参照群体从“空军”改成“他们家乡那些留在煤矿工作的儿时伙伴”，那么他们的感受会截然不同。

在房子寓言中，一座很不错的房子因为靠近宫殿而相形见绌，居住者便倾向于在心理上自我矮化，在想象中把自己家构建成“茅草屋”，并编织出一套“受苦”的叙事。

住宫殿的人未必剥夺了他什么，他愤懑的对象并非具体的行为，而是“差距”本身。于是忍不住心生嫉恨，甚至怨怼社会。这种心理隐含了一个未经反思的前提，即结果必须绝对均等，简化了复杂的社会归因，继而断定“有贫富，即不公”。

说回俞敏洪南极信风波，其实新东方员工完全称得上一份体面的工作，根据某求职网站数据，新东方平均工资为¥10120/月。一个员工如果沉湎于“老板在南极，我却在加班”的失落而消极怠工，就更难抓住升职加薪的机会。美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索维尔在《财富、贫困与政治》一书中阐述，落后群体是通过靠近、学习先进群体，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多价值来摆脱落后的，而憎恨先进群体完全无济于事，只会酿成悲剧。

所以，比较有必要，姿势更重要。

撰文 | 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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