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军队和财政是每个帝王维持王朝运转的三大支柱，而其中最核心的永远是财政。每个王朝的灭亡，几乎都始于财政的崩溃。 从国家制度的产生开始，为了维持国家的正常运转，各朝代都会定期向百姓征收一定的赋和役，通过这些收入平衡各项开支，支撑政权运作。这里的赋指的是田租，而役则是百姓应尽的义务劳动。 汉朝执行的是轻徭薄赋，规定每年十五税一，但实际征收标准通常是三十税一。汉文帝为了减轻百姓负担，前后减免田租长达十一年，但力役依然没有减少。由于帝国疆域辽阔，百姓在服役时所花费的时间差距较大，因此朝廷允许百姓通过交钱免除力役。西汉时，百姓只需交200钱，就可以免除一年一个月的力役。 除了田租，西汉还通过对皇室控制的山林池泽进行开放，从中征收费用，这就是最早的商业税。到后来，西汉的商业税已经超过了田租收入。汉武帝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开始实行盐铁酒专营，进一步增加国家收入。然而，单靠田租和力役远不足以支撑长期的对外扩张，真正支撑汉武帝战争和扩张的是商业税。

即便如此，汉武帝依然常常缺乏资金，于是他便重用桑弘羊等经济精英，出台了如鹿皮货币、平准均输等一系列财政政策。由此可见，一个王朝的命运，和其财政政策息息相关。北魏能够在北方立足较久，正是因为它放弃了单纯依靠战争掳掠的方式，开始实施均田制和俸禄制，推行正常的税赋政策。 每个王朝都会对土地进行登记，并根据不同地区的土地等级制定不同的税收标准。例如，清朝江苏和浙江地区的田租就比其他地方要高。 最初，田租征收以大豆、布匹、稻谷等实物为主，到了唐朝实施两税法后，实物税转为货币征收，税收货币化开始逐步推广。唐朝的财政状况与其税收政策密切相关。最初的租庸调制度依赖于户籍账册的准确无误，一旦户籍出现错误，税收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唐德宗在杨炎的建议下开始实施两税法，但执行过程中仍存在漏洞，导致贫富差距加剧。 唐朝的财政政策并不健康，唐太宗在征伐高丽时，由于大规模的征调导致四川发生了动乱。此外，朝廷为了支付边军开支，将财权下放给地方节度使，这也为后来的安史之乱埋下了隐患。

唐朝在战争中严重依赖来自运河的江南税收，一旦运河受到战争影响，朝廷就会面临断粮的困境。这也是政治中心和经济中心分离的弊端。隋炀帝为了保证税收通畅，将洛阳定为东都，便于接收江南的税赋。 此后的王朝税收政策大多是在唐朝两税法的基础上修补、完善而成。 清朝的税收政策也有其特色。康熙五十年（1711），朝廷发布诏令，规定每年固定税额，不再因人口增加而增加税收。这种方式固定了当年二千四百六十万户的税收标准。雍正进一步将田租和丁银合并征收，形成了摊丁入亩制度，每年从地丁银的收入可达到三千万两。 除了地丁银，清朝还有其他税收来源，如漕粮、盐税、关税等。在长江流域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南、湖北六省，清朝主要征收大米为主的漕粮，而河南和山东则以小麦和大豆为主。清朝每年从漕粮税收中获得约四百万石。

盐税是通过盐商购买盐引时征收的，盐商会将这一部分费用转嫁给百姓，实际上全体百姓都承担了盐税的负担。随着海洋贸易的兴盛，清朝的关税逐渐成为财政收入的重要部分，但由于清朝缺乏关税管理，很多关税被外商掌控，导致了财政上的损失。 战争也催生了新的税收方式——厘金。为了支撑平定太平天国所需的大量开支，地方督抚在原有关卡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税收项目，如天津的芦苇税、武汉的船税等，这些税收为清朝每年带来了两三百万两的收入。地方上有资源的地区也会征收矿税，如山西的煤税。 与汉朝一样，清朝的商业税远远高于传统的田租。清朝灭亡前一年，税收达到了七千万两，其中大部分来自商业税。实际上，清朝的灭亡与其财政体系的崩溃密切相关。在太平天国起义后，地方督抚开始截留地方税收，拒不上交，这导致了财政的极度困窘。 清朝的灭亡也标志着其财政体系的崩塌，尤其是地方政府的独立性增强，导致各地经济逐渐脱离中央的控制，最终导致了政权的崩溃。

朝廷对财政的控制至关重要，任何失去财政的王朝，都面临着灾难性的后果。唐玄宗频繁更换宰相，重用李林甫和杨国忠，其实就是因为这些人能为国家筹集资金。宋徽宗重用蔡京，也是为了依靠蔡京解决财政问题，支撑他因个人欲望而增加的国家开支。而宋朝与金国签订海上之盟，共同灭辽，其实也是为了转移财政赤字带来的内部矛盾。 清朝的财政管理更加精细，除了税收由中央分配，连超过250两的工程建设也需报请皇帝批准。因为，财政背后代表的就是权力，只有财政健康，国家的权力才能稳固，政府才能有效运作。 总之，无论是对一个王朝，还是对个人来说，金钱永远是最重要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