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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舒生

直接选举的形式千差万别，但它们共享一个核心功能：公民教育。

一张选票关乎柴米油盐

2025 年 9 月，瑞士选民以 50.4% 的微弱优势，通过了推行电子身份证的全民公投。这场耗时四年的民主博弈，始于民众对隐私保护的担忧。2021 年首次公投因顾虑数据安全被否决，政府修改方案后再度提交，最终才以微弱多数达成共识。

这全民公投并非遥远的公共仪式，而是直接选举与普通人生活的真实联结：电子身份证将影响每一位公民的在线办事效率、隐私安全，甚至日常消费中的身份验证。当瑞士民众走进投票站时，他们并非在行使抽象的政治权利，而是在选择自己未来的生活方式。

为什么直接选举对普通人如此重要？

因为它触及的是最具体的切身利益。社区公园的建设、乡村道路的修缮、公共服务的分配，这些与柴米油盐相关的事务，从来都不是高层决策的附属品，而是直接选举最该覆盖的核心领域。在缺乏直接选举的场景中，民众往往只能被动接受决策，即便利益受损，也难有有效渠道表达诉求。

直接选举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渠道。它让公民从 “被管理者” 转变为 “参与者”，让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有机会影响身边的公共事务。就像瑞士的电子身份证公投，反对派仅凭五万份签名就能推动全民表决，这种 “我的生活我做主” 的权利，正是直接选举赋予公民的核心价值。

直接选举与公民觉醒

回溯人类文明史，直接选举的发展史，本质上是公民权利从特权走向普及的历史。

古希腊的雅典城邦，公民大会由成年男性自由民直接参与投票，虽然其 “公民” 范围狭隘，却开创了 “直接参与” 的民主雏形。当时的公民不仅投票选举官员，还直接表决城邦事务，这种实践让雅典公民形成了强烈的权利意识。他们明白，自己的选票能决定城邦的走向，也能影响自身的命运。

罗马共和国时期的 “库里亚大会”，最初由贵族垄断选举权，但随着平民与贵族的长期斗争，选举权逐渐扩大到平民阶层。平民通过直接选举进入议事机构，推动制定了《十二铜表法》，将法律从贵族的秘密武器转变为全民遵循的准则。这场斗争告诉我们：直接选举的权利，从来不是天赋的，而是公民主动争取的结果；而争取的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公民教育。

中世纪的欧洲，当农奴逃离庄园聚集而成自治城市时，他们首先建立的便是直接选举制度。12 世纪的意大利佛罗伦萨，市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市政委员会，管理城市的税收、治安与公共设施。这些市民此前毫无政治权利，却在直接选举的实践中学会了协商、妥协与责任担当。托克维尔曾说：“基层民主是民主制度的根基，直接选举则是培育公民美德的学校。” 这些中世纪的自治城市，正是这所学校的最早雏形。

近代以来，直接选举成为公民觉醒的催化剂。19 世纪英国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为争取普选权（包括直接选举议会议员的权利）而抗争，他们组织请愿、游行，发表演说，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分散的工人逐渐形成了共同的权利意识。虽然宪章运动未能立刻实现目标，但它推动了英国选举制度的改革，更重要的是，它让工人阶级明白：公民的权利，需要通过主动参与来捍卫。

美国的 “镇民会议” 制度，至今仍在新英格兰地区延续。每个镇的公民定期聚集，直接投票决定镇政府的预算、公共项目的建设，甚至官员的任免。这种直接选举形式，让美国公民从小就懂得：民主不是遥远的政治口号，而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日常实践。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感叹：“美国的民主之所以强大，在于每个公民都能通过直接选举感受到自己的价值。”

直接选举下合格公民的养成

真正的直接选举，从来不是简单的 “投票” 行为，而是一场全方位的公民教育。

选举前，公民需要收集信息、比较候选人或方案、与邻居讨论、参加集会。这个过程培养了信息鉴别能力、理性思考能力和沟通能力。选举中，公民经历秘密写票、公开计票的程序。这强化了对程序公正的尊重，对个人选择的保护意识。选举后，公民监督当选者履行承诺，评估政策效果，准备下一次选举。这培养了持续关注公共事务的习惯，理解了权力必须伴随问责。

台湾的地方选举提供了观察这种全过程教育的窗口。在选举季，街头巷尾的讨论、候选人的政见发表会、选后的验票争议（如有），每个环节都成为公共讨论的素材，每个争议都成为理解民主复杂性的机会。

纵观直接选举的实践，它的教育意义主要通过权利认知、责任培养、理性协商三个维度，将普通民众塑造成合格的民主公民。

权利认知，是直接选举的第一堂必修课。

在没有直接选举的社会中，公民往往缺乏清晰的权利意识。他们可能知道自己有 “权利”，却不知道如何行使，更不知道权利与义务的边界。而直接选举，让权利变得具体可感。

印度的 “潘查亚特制度”（乡村自治体系）中，村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村务委员会，决定乡村的发展规划、扶贫资金的分配。对于印度农村的普通民众而言，选举村务委员的过程，就是认知权利的过程：他们明白，自己有权选择能为村庄谋福利的人，也有权罢免不称职的管理者。这种认知，让权利从抽象的法律条文，变成了可操作的日常实践。

汉娜・阿伦特在《人的条件》中强调：“公民的权利，只有在参与公共事务的过程中才能真正实现。” 直接选举正是这种参与的核心形式，它让公民明白：权利不是被动给予的，而是主动行使的；行使权利的过程，就是确认自身价值的过程。

责任培养，是直接选举的核心教育目标。

很多人将选举视为 “行使权利”，却忽略了它背后的责任承担。真正的直接选举，要求公民在投票前了解候选人的主张、议题的利弊、程序的正当，而不是盲目跟风。这个过程，培养的是公民的责任意识。

瑞士的全民公投，常常涉及复杂的议题，如税收改革、环保政策、外交协议等。为了帮助公民做出理性判断，瑞士政府会向每一位选民邮寄详细的议题说明，包括支持方与反对方的观点。公民在阅读、思考、讨论的过程中，逐渐明白：自己的一票不仅关乎个人利益，更关乎整个社会的福祉。这种认知，可能让公民从 “利己主义者” 转变为 “负责任的共同体成员”。

约翰・密尔在《代议制政府》中说：“选举的本质，是让公民学会为公共利益负责。” 当公民意识到自己的选票能影响他人的生活时，他们便会更加谨慎地行使权利，这种谨慎，正是责任意识的体现。

理性协商，是直接选举的高阶教育成果。

直接选举并非没有冲突，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观点立场，必然会在选举过程中碰撞。但真正的直接选举，不是 “胜者通吃” 的零和博弈，而是通过多元协商达成共识的过程。

巴西的 “参与式预算” 制度，是这一教育成果的典型体现。在巴西的许多城市，市民通过直接选举产生预算委员会，直接参与城市预算的制定。委员会成员来自不同阶层、不同社区，他们带着各自的诉求参与讨论，通过辩论、妥协，最终形成各方都能接受的预算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市民学会了倾听不同意见，理解他人的需求，掌握了理性协商的能力。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 “纯粹程序主义”，强调公正的程序能让结果获得正当性。直接选举的协商过程，正是这种纯粹程序主义的实践，它不追求绝对的公平，却通过理性对话，让最终结果获得最大程度的认可。而公民在这个过程中学会的协商能力，正是现代民主社会需要的公民素养。

放弃选票会失去什么？

在现实生活中，很多人将直接选举视为 “麻烦事”，认为 “选谁都一样”，从而放弃投票。这种冷漠，看似是个人选择，实则放弃的是公民的核心权利，更是自我成长的机会。

当公民放弃直接选举的权利时，他们失去的首先是影响公共事务的机会。社区的公园规划、乡村的道路修缮、公共服务的分配，这些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务，往往需要通过直接选举来决定。如果公民放弃投票，就只能被动接受他人的决策，即便这些决策损害了自身利益，也难以改变。

更重要的是，放弃直接选举，意味着放弃了民主教育的机会。直接选举的过程，是学习权利、培养责任、学会协商的过程。一个从未参与过直接选举的公民，很难真正理解民主的内涵，也很难形成成熟的公民素养。就像一个从未上过学的人难以获得知识一样，一个从未参与过直接选举的公民，也难以成为合格的民主公民。

历史上，无数人为了争取直接选举的权利付出了巨大代价。英国宪章运动中，工人阶级为了争取普选权，遭到了政府的残酷镇压，却始终没有放弃；韩国民主化运动中，无数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为了实现总统直选，不惜牺牲生命。这些人之所以如此执着，是因为他们明白：直接选举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权利，也是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进步的关键。

而当我们轻易放弃这一权利时，不仅辜负了前人的努力，也放弃了自我成长的机会。一个缺乏直接选举实践的社会，公民意识必然淡薄，民主制度也难以生根发芽。就像没有土壤的植物无法生长，没有直接选举的民主，也只能是空中楼阁。

直接选举或许并不完美，它可能存在效率不高、意见分歧等问题，就像瑞士的电子身份证公投，历经四年才达成共识；它也可能被部分人利用，成为谋取私利的工具。但这正是民主的本质，它不是完美的制度，却是最能让公民参与、让社会进步的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