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民费伟光怎么也没想到，一次41元的淘宝购物，竟将他卷入一场长达四年、横跨三级司法程序的维权困局。更令他难以接受的是，在他坚称“从未签署任何合同”、对方拿不出合同原件、关键证据涉嫌伪造的情况下，法院仍两审皆判其败诉，检察机关亦接连驳回监督申请。多方线索显示，该案存在严重程序违法、证据采信失当，甚至涉嫌司法人员与企业串通徇私。

1. “没签合同、没下APP”，却被强制扣款

2019年7月16日，费伟光在淘宝下单购买电缆线，商品41元，花呗抛出红枣以近10元的优惠来诱导顾客使用。两年后，他的农业银行账户被自动划扣42.56元，理由是偿还“花呗”欠款及利息。

“我从来没下载过花呗APP，也从未同意开通这项服务。”费伟光反复强调。他回忆，支付时仅弹出三行提示：“恭喜你使用花呗”“每月6号还款”“请下载APP”——无勾选框、无协议弹窗、无二次确认。

他认为，这是典型的“默认开通+隐蔽扣款”模式，平台利用技术优势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与选择权。

1. 核心证据“失踪”：合同无原件、无签名、时间矛盾

本案最关键的《花呗用户服务合同》，至今未见真容。

被告方（支付宝与蚂蚁小贷）始终未能提供合同原件或合法复印件；

合同上无费伟光电子签名、无人脸识别记录、无操作日志佐证；

更荒谬的是，交易发生于2019年，但被告声称合同签订于2021年——而国家《电子签名法》配套实施细则明确，具有法律效力的电子合同制度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用2021年的规则去“追认”2019年的行为，被法律界人士直指“逻辑崩坏”。

“两家世界知名金融科技公司，连一份有效合同都拿不出来？”费伟光质问，“这难道不是欺诈？”

1. 庭审现场疑云重重：原告被告同桌而坐，法官“隔空读屏”？

据费伟光陈述，一审庭审过程存在多项异常：

原告与被告代理人竟坐在同一张桌子两侧，形同“协商”而非对抗式诉讼；

法官距离其操作手机的位置超过5米且为侧视角，却在判决书中写道：“经当庭查看，原告手机显示签约时间为2019年7月16日”；

费伟光当场提交8项来自银行、淘宝等第三方的客观证据，而被告仅提供两项材料，其中一笔“9.9元充值记录”经银行核实——对应账户根本不存在，涉嫌伪造。

“如果法官真看清了屏幕，为何对如此明显的漏洞视而不见？”一位不愿具名的法律从业者表示，“这种细节足以构成程序违法。”

1. 检察监督形同虚设：不看庭审录像，直接驳回

败诉后，费伟光向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三分院申请监督，并多次要求调取一审庭审全程录像以核实程序合法性。

然而，检察官未调取视频，仅凭书面材料即于2023年12月作出《不支持监督申请决定书》。2024年5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更以“不符合复查条件”为由，拒绝启动复查程序。

值得注意的是，费伟光曾电话确认：检察官承认其“在庭审笔录上签字”，却无视其“签字时未获充分解释、且对内容有异议”的补充说明。这种“以签字代同意”的审查逻辑，被批评为机械执法、漠视实质正义。

1. 专家发声：这不是个案，而是系统性风险

多位金融法与消费者权益专家指出，本案暴露三大隐患：

平台滥用“默认设置”：将高风险信贷产品嵌入普通支付流程，规避用户真实意愿；

电子合同沦为“黑箱工具”：企业单方生成、无法验证、不可追溯；

司法对技术巨头过度信任：在证据明显不足时，仍倾向采信企业“系统日志”，忽视个体抗辩。

“当一家公司既能制定规则、又能执行规则、还能‘证明’规则被遵守时，普通公民的权利如何保障？”某高校法学教授反问。

1. 结语：谁来守护“不知情”的普通人？

费伟光的案子或许已终结于纸面文书，但它留下的疑问远未结束：

当技术可以悄无声息地绑定你的信用、划走你的存款，“点击即同意”是否还具备法律正当性？

当法院对明显矛盾的时间线、缺失的合同文本、可疑的证据视若无睹，司法公信力何以维系？

当检察监督拒绝深挖程序瑕疵，公民最后的救济渠道是否正在失效？

这不是一个人的战斗，而是千万普通用户在数字时代共同面临的困境。

便利不应成为陷阱的遮羞布，效率更不能凌驾于公平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