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3月27日，长城基金发布公告，原总经理邱春杨因工作变动离任，督察长祝函接任总经理，同时代任督察长。这则人事调整之所以引发市场关注，关键在于祝函是一名典型的“监管出身”合规老兵，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投研或业务型领导者。

当下的长城基金正处在一个尴尬的转型期，这家成立于2001年的老牌公募，是证监会批准设立的第15家基金管理公司，总管理规模已突破3700亿元，行业排名第29位。然而，在这3700亿体量的背后，权益类产品占比不足一成，股票型基金规模更是仅4.36亿元。固收与权益之间的巨大鸿沟，是新任总经理必须面对的考题。

“监管老兵”的晋升

祝函的履历，在公募基金行业颇为特殊。

公开资料显示，祝函1979年出生，西南财经大学金融法学硕士。2005年至2014年，他在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任职，从副主任科员做到主任科员，积累了近十年的监管一线经验；2014年，他离开体制，转战深圳德威德佳投资有限公司担任合规总监，此后长期在券商体系深耕，2016年起在中天国富证券历任副总经理、首席风险官、监事会主席，2022年加入世纪证券任副总经理。2023年，祝函加入长城基金并出任督察长，耗时约两年半，完成了从督察长到总经理的晋升。

从督察长转任总经理，在公募基金行业并非无迹可循：2024年7月，国融基金督察长毛灵俊出任公司总经理；2025年4月，中航基金副总经理裴荣荣升任总经理。

祝函的特殊之处在于，他的职业路径几乎完整覆盖了监管合规与市场机构管理两端，这一任命透露出公司治理结构优化和合规经营的重要性日益增加，也显示出长城基金欲通过加强风险管理和合规操作来提升整体竞争力的意图。

结构性问题突出

祝函的前一任总经理邱春杨，在他的五年任期内，为长城基金交出了一份规模翻番的答卷。

他2020年7月出任总经理时，长城基金规模约1337.63亿元；五年后，这一数字攀升至超过3700亿元，2025年上半年，长城基金实现营业收入5.41亿元，同比增长3.07%，净利润1.35亿元，同比增长7.12%。

然而，光鲜的规模数据之下，长城基金却面临日益突出的结构性问题。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长城基金债券型基金规模达1060.86亿元，货币型基金规模2236.46亿元，两者合计占公司总规模的约88.22%。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股票型基金规模仅4.36亿元，混合型基金规模250.87亿元。

这种“偏科”格局，折射出长城基金在权益投资领域的系统性短板。从业绩来看，2025年，长城量化精选A的收益率为-14.27%，该基金前十大重仓股均为白酒股，净值占比超过60%，与近年科技成长主线有所背离；副总经理杨建华管理的消费主题产品任职回报超-40%，素有“医药女神”之称的谭小兵多只医药基金亏损超10%。2025年12月，基金经理翁煜平因在管产品4年亏损超50%，被“回炉”转任行业研究员。

从合规后台走向经营前台

祝函的接任，在合规日趋严格的行业背景下具有某种象征意义。

2025年5月，证监会发布的《推动公募基金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强化核心投研能力建设，建立基金公司投研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与此同时，公募基金薪酬改革进入征求意见期，根据相关指引，主动权益类基金经理若三年业绩低于基准超10个百分点且利润率为负，绩效薪酬降幅不低于30%。监管趋严、考核收紧，合规风控的重要性在行业管理层序列中不断前移。

2025年，泉果基金合规负责人兼风控负责人李云亮转任总经理，合规人才在公募管理层中的权重持续提升。长城基金的这一任命，与此形成了某种呼应。

但祝函面临的挑战同样显而易见，其核心优势集中在合规风控领域，在投研体系建设、产品创新、市场拓展等方面的经验，相较于深耕公募经营的管理者而言仍有提升空间。长期从事监管与合规工作形成的严谨审慎风格，与公募基金作为市场化经营主体所需要兼顾的业绩增长、规模扩张之间存在天然的张力。如何在守住合规底线的前提下，真正推动长城基金的权益投资能力实现质的突破，是对祝函战略规划与团队管理能力的首要考验。

从高管团队配置来看，长城基金近年来保持了较好的稳定性。副总经理杨建华自2014年起担任现职，是公司投研体系的核心人物；副总经理张勇于2023年上任；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何小乐于2023年4月公告任职。此次总经理的变更为内部提拔，体现了“平稳过渡”的思路，也意味着投研体系的核心架构短期内不会有颠覆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