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哈佛大学阿拉蒙特科学史荣休教授珍妮特·布朗（Janet Browne）将她二十多年前的两卷本达尔文传记缩减，并吸收21世纪以来达尔文书信项目的成果，写成一卷本新传《达尔文》（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6）。

布朗的两卷本达尔文传《航海》（1995）与《地方的力量》（2002）曾摘得美国国家图书评论界传记奖和科学史学会的辉瑞奖，被公认为达尔文传记的标杆之作。而新著，则始于一个简单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现代生物学家都会在实验室里挂一幅达尔文的画像？由此她引出一连串观察——达尔文考察的加拉帕戈斯群岛成了生态旅游胜地，达尔文的头像上了10英镑纸币，他的故居做了博物馆，他的生日被定为“达尔文日”，还有一匹叫“自然选择”的著名赛马……也就是说，达尔文早已不只是一位科学家，而是成为了影响深远的当代文化名人。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论证：动植物有着完全自然的起源，而非出自神的创造，每一个新物种都通过“自然选择”从既有物种中产生；后来他更把人类也纳入这一框架。他让进化论成为现代性最核心的叙事之一。

布朗说，传记反映了21世纪初兴起的科学史新潮流，较少阐述科学上的具体细节，而着力凸显达尔文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网络：“我的一个目标，是分享档案研究带给我的激动——翻阅手稿、研读笔记、辨认达尔文及其家人朋友的手写体，想象他坐在房间另一头，微笑着在写信。”布朗笔下的达尔文，精心构建并维护着朋友、邻居、来信者与拥护者的多重圈子，拥有一个庞大坚实的支持系统。用今天的话说，他善于经营社交网络——他借书信把全世界的种植者、收藏家、博物学家变成自己的“信息触角”（如他的兰花研究，世界各地寄来的标本与信件，让他足不出户便能推断其传粉机制）。而布朗从中窥见了知识如何生产与流通：个人的想法如何最终成为公共知识，一个新颖而充满争议的主张如何进入学术共同体。她想知道，究竟是怎样的文化土壤，才能诞育出像达尔文这样非凡的科学家。“还有一个目标，则是认真对待他的宗教焦虑。我希望读者也能通过这些文字，感受到达尔文这个人的真实存在。”爱女安妮十岁夭折，几乎摧毁了他对基督教上帝最后一丝理智上的敬意。

剑桥大学“达尔文书信项目”旨在搜集、转录、注释并按时间顺序出版达尔文一生的全部往来书信，由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伯克哈特于1974年发起，得到剑桥动物学家悉尼·史密斯等人的协助。项目在全球寻访到约一万五千封信件；1985年，剑桥大学出版社推出第一卷，第三十卷、也是最后一卷于2023年出版，覆盖达尔文生命的最后一年1882年。布朗深度参与了这一项目。

她希望新版传记能推动广大文学界、史学界同仁对生命书写意义的讨论。达尔文的学说诞生于英帝国时期，对资本主义时代产生巨大影响，其引发的科学与宗教挑战，可能对今天的读者来说有些难以理解。布朗说新传尽量覆盖了达尔文科学工作和宗教困境的方方面面，并解释他的同时代人可能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展现“自然选择”理论得以传播的社会条件，以及进入英国社会乃至更广阔世界的曲折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