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5年是教育强国建设全面布局、高位推进之年，是我国“十四五”规划收官与“十五五”规划谋篇布局的关键交汇点。在这一年的征程中，中国高等教育领域涌现出许多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中国高等教育深入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要求，坚持“四个面向”，以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革新、人工智能驱动等为抓手，全面深化综合改革，着力提升对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与贡献力。这一年，高等教育领域发生了不少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彰显了改革定力与创新活力。

这一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以下简称《纲要》）的出台，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将“加快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和优势学科”确立为核心任务，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正式迈入“质量为先、特色引领”的战略转型期；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行动方案（2025—2027年）》（以下简称《方案》），对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化工作作出系统部署；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分类推进高校改革，扎实推进优质本科扩容，加快“双一流”建设，完善学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要将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创新人机协同育人新模式，促进育人方式变革。推动学科专业、课程教材、教学等智能变革；中国共产党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确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协同发展的根本方向，为高校“十五五”规划的制定提供了核心遵循……

2025年高等教育的卓越发展有目共睹，取得的成绩令人倍感振奋。为进一步回顾与展望这一关键时期的高等教育发展，一读EDU特别推出 “回望2025” 栏目。我们将邀请专家学者、青年学人以及高校管理者等，一同分享他们眼中的2025。让我们跟随他们的视角，去探寻在这意义非凡的一年里，他们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以及他们对2026年高等教育发展又有着怎样的展望与期许。

今天，与您分享黄福涛教授撰写的《从规模扩张走向体系重构：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关键转向》，让我们一起听他说——

2025年不是改革最热闹的一年，而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逻辑发生深层转向的一年。

从规模扩张走向体系再结构化，从项目推进走向能力建设，这一变化不仅决定了如何理解过去一年的改革举措，也将深刻影响2026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所面临的主要挑战。

回顾2025年，中国高等教育领域一系列重要政策密集出台：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发布，新高考制度全面实施，“双一流”建设扩容，高校招生规模持续扩大，卓越工程师教育认证标准正式推出，学科专业设置加快调整。表面看，这是一个改革节奏明显加快的年份；但如果将这些变化放在更长的历史坐标和制度背景中观察，就会发现，它们并非彼此孤立，而是共同指向一个更深层的变化——中国高等教育正在告别长期以规模扩张和项目推进为主的发展方式，进入一个必须重新思考体系结构与内生能力的阶段。

从比较高等教育的视角看，这样的转向并非偶然。当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迈向普及化阶段，单纯依靠扩张往往难以持续，体系内部的分工、协调与治理能力，反而成为决定发展质量的关键。2025年的中国高等教育，正站在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上。

01

2025年真正发生的变化：体系层面的再结构化

如果说过去一年改革“点多面广”，那么从制度层面看，其核心变化可以概括为一句话： 高等教育体系正在被重新组织。

首先，扩招与“双一流”扩容并行，意味着高校功能分化正在加速。

如果仅从数量看，扩招和“双一流”扩容似乎仍延续了过去的发展逻辑；但在新高考制度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学生流向、专业选择和高校定位之间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不同高校在生源结构、专业布局和发展目标上的差异，正逐步显现出来。

从国际经验看，当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所有大学都朝同一个方向发展”往往难以为继。真正的挑战在于，如何在体系内部形成相对清晰、可持续的功能分工。2025年的一系列政策调整，正在为这种分工提供更大的制度空间。

其次，学科与专业调整不再只是高校内部的技术性事务。

近年来，“优化学科专业设置”被反复强调，其内涵也在发生变化。它不再仅仅对接短期就业压力，而是越来越多地与国家发展战略、区域产业结构和科技变革方向相联系。这意味着，学科与专业调整正在从具体管理问题，上升为一种涉及高校定位与发展路径的战略性选择。

再次，人才培养目标正在被重新界定。

卓越工程师教育认证标准的推出，释放出一个清晰信号：国家层面对“高质量人才”的理解，正在从学历层级和学科标签，转向能力结构和问题解决能力。这种转向并非只针对工程教育，而是在更大范围内重新校准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逻辑。

02

结构调整加速之后：改革面临的制度性挑战

方向逐渐清晰，并不意味着问题已经解决。恰恰相反，当改革进入结构调整阶段，真正需要正视的制度性挑战才会集中显现。

第一个挑战，是结构调整速度明显快于高校内生能力的积累。

无论是学科专业优化，还是新的人才培养模式推进，政策目标都较为明确、推进节奏也明显加快。但在不少高校中，教师队伍结构、课程体系更新以及评价机制改革，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滞后。如果在制度配套和能力建设尚未同步推进的情况下持续加速调整，就可能在中长期形成教育质量和学术积累方面的隐性风险。

第二个挑战，是高校分化正在发生，但制度配套仍显不足。

当前政策层面已经明确鼓励高校差异化发展，但在评价体系和资源配置机制上，同质化压力依然存在。研究型高校、应用型高校和技能型高校承担着不同使命，如果在评价和激励机制上仍采用高度一致的标准，就容易出现“定位分化、运行同构”的情况，从而影响高等教育体系的整体效率。

从日本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当评价和资源配置长期高度集中于少数研究型大学，而制度又未能充分支撑其他类型高校的发展定位时，高等教育体系运行中的制度性挑战往往会迅速显现。这一点，对正在经历类似阶段转型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比较意义。

第三个挑战，是人才培养逻辑转向对教师角色提出了现实要求。

从以知识传授为中心，转向以能力和问题解决为导向，意味着教师不仅是学科专家，还需要承担更多跨界整合和实践引导的职责。然而，现有教师培养体系和考核方式，尚未完全适应这一变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改革向教学与培养层面的深入落实。

第四个挑战，是高校治理复杂度显著提升。

在国家战略目标更加清晰、地方发展诉求更加多元的背景下，高校决策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治理的关键已不在于是否有政策依据，而在于如何在国家目标、区域需求与学术规律之间作出负责任的专业判断。

第五个挑战，是人工智能与智能化治理快速推进所带来的新型制度性挑战。

在人工智能广泛介入教学、评价与管理过程的背景下，高校运行日益依赖数据和算法支持，这在提升效率的同时，也对既有治理逻辑提出了新的要求。关键已不在于是否应用技术，而在于如何在数据驱动与专业判断之间划清制度边界，建立相应的治理规则与伦理规范，避免技术逻辑替代教育逻辑。

03

面向2026年：需要正面回应的几个关键问题

正因为这些制度性挑战已经显现，2026年的关键不在于“再推出多少改革”，而在于如何回应并化解这些问题。

第一，如何在学科与专业调整中守住教育质量底线？

结构优化势在必行，但调整的节奏和配套机制，必须充分考虑学术积累和人才培养的长期性，避免因短期目标压力而削弱质量基础。

第二，如何建立与高校分化相匹配的评价与资源配置机制？

如果评价体系仍然高度同质化，高校分化就难以真正落地。推动评价方式从“单一标尺”走向“多元标准”，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必须正视的重要任务。

第三，如何为人才培养模式转型提供稳定的制度支持？

卓越工程师教育、科技教育和跨学科培养，不能仅停留在项目层面，而需要在教师发展、课程体系和组织结构上形成可持续的制度支撑。

第四，如何在不确定环境中增强高等教育体系的制度韧性？

04

结语：改革越深入，越需要尊重规律

回顾2025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改革方向正在变得更加清晰，但改革难度也在同步上升。从更长的历史周期看，高等教育改革从来不是一条直线，而是一场需要不断校正的制度演化过程。

改革越是深入，越需要保持制度耐心，尊重教育自身规律。如何在变化中有所作为，同时也有所不为，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高等教育能否在迈向教育强国的过程中，真正实现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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