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播音:汇哲、王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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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州味道》特邀作者:彭泽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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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拥有源远流长的历史,“衣”始终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服饰不仅具备为人们抵御寒冷、遮蔽身体的基本功能,更承载着古代先民们的深邃哲思与独特审美。其不仅是历代经济与政治发展的生动写照,也是地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关键载体,甚至成为礼仪制度的直观呈现。由此不难理解,“衣”与“食、住、行”共同构成了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衣”还是人类在社会性生产活动中所倚赖的、极为重要的精神表达要素。它与人类的身心融为一体,堪称人的“第二皮肤”。让我们一同回溯历史,探究古代湖州人所穿着的服饰与装扮。

剪影舞蹈人物纹彩陶。从人物剪影的垂饰推断,这些人似乎穿着下摆齐膝、臀后垂尾的兽皮衣。

太湖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在距今7000年前就出现了丰富的人类活动痕迹,并在岁月的长河里孕育出了马家浜、崧泽、良渚、钱山漾等众多璀璨的文化,以及草鞋山等包含纺织信息的遗址。
原始社会在人类历史中占据了绝大篇章,“衣鸟兽之羽皮”是当时主要的着装状态,但在长期的采集和渔猎活动中,人们逐渐掌握了利用野生藤条和草茎等取材最方便、制作最简单的材料加工线绳,而为确保线绳绑扎时不发生绷断,原始先民必然多挑选几根进行绑缚,集束也就成为线绳产生的第一步。基于线绳在绑扎过程中的使用,必然存在纤维物的拧绞以增加线绳连续性的做法。这样,原始先民就会发现绞拧的线绳最坚韧,不容易折断,从而激励他们通过拧绞绳子来增加绳子的强度,即加捻纤维。线绳集束与加捻的结合,不仅增加了强度,而且使其更薄。通过加捻,可以大大提高线绳的强韧性,调整线绳的长度和韧度,特别是可以使线绳更薄、更匀称、更结实。线的出现,为纺织提供了有利条件,是最原始的纺织技术和软质的载体。
根据考古发现,位于我国西安的半坡村遗址是典型的新石器时期仰韶文化母系氏族聚落遗址,发掘出土了2枚骨针和52枚纺锤。按照当时土木建筑居住条件来看,当时先民为定居生活,原始手工业已经相当发展,按照自然分工,女性从事鞣皮制革,纺绩编织,缝制衣物等。据此推理“仰韶”时期已具备了创始刺绣的条件。而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原始腰机,说明在纺织技术方面,长江流域地区在新石器时期已经走在中华民族的前列。因此,原始腰机的出现,表明真正意义上的纺织技术的诞生。自此,人类才正式踏入穿着服用纺织品的时代。江苏吴县草鞋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发现的三块野生葛织物是我国最早的绞编织物实例;浙江湖州钱山漾遗址中,发现了家蚕丝制成的丝带,以上表明距今四千年前我国纺织技术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原始腰机示意图

进入阶级社会后,中国古人的造物技术和表现形式有了长足发展,在提及中国古代服饰起源的历史文献中,以战国时期《吕氏春秋·勿躬》记载的“胡曹作衣”、《淮南子·氾论训》:“伯余之初作衣也,緂麻索缕,手经指挂,其成犹网罗。后世为之机杼胜复,以便其用,而民得以掩形御寒。”以及《世本》所称的“伯余、黄帝制衣裳”为最早。中国古代向来就有将发明创造归功于先贤的习俗,实际上,服装的起源与文化和物质文明的进步是相似的,都是在人类不断地面对、战胜和改变自然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积累。这是一个从简单到复杂、从生理到精神、从物质到文化的提升、发展和丰富的过程。
随着社会生产水平进一步提高,社会贫富分化,手工业逐步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服饰也具有了材料、质地和数量上的差别。《尚书·尧典》中“舜修五礼,五玉三帛”,《说苑》称禹“士阶三等,衣裳细布”都反映了这种情况。随着阶级意识的形成,服饰注入了等级差别和身份尊卑的内涵,刺绣开始大量运用并被贵族喜爱。例如《国语·齐语》记载:“食必粱肉,衣必文绣。”《荀子》记载:“衣欲有文绣。”《战国策·齐策》:“君之厩马百乘,无不被绣衣而食菽粟者。”《礼记·月令》记载:“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恒。”可见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助长了贵族服饰奢靡之风,但是服饰的礼仪制度也得到确立。据《帝诰》称商汤居毫:“施章乃服明上下”“未命为士者,不得朱轩、骈马、衣文绣”。从出土玉雕、石雕和陶俑等文物分析,当时社会上层贵族服饰的上身一般为交领右衽或对襟、窄袖及腕,有华丽纹饰的上衣,下身穿有纹样装饰的裳或裤。
此时湖州先民率先使用縠作为服装材料,所谓縠就是一种绉纱,特点是经纬度稀疏,极为轻薄飘逸。宋嘉泰《会稽志》记载:“縠首见于越国”。春秋时,吴王夫差八年(公元前488年)增越王勾践封地后,湖州即为越国地。可以想象当时湖州先民穿着绉纱情景。

戴箍冠圆雕玉人像(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

随着统治者对江南地区的持续开发,湖州所在江南地区丝绸纺织业进一步发展,与之相对的是服装先民的着装变得隆重且多样,此时湖州先民的着装形制和使用材料已经可以从文献资料中想象。
汉代的服装已形成交领、右衽等特征,最具影响力的单品是深衣和上衣下裳。西汉时期,男女同服的深衣多被用作礼服,衣襟设计为曲裾,从前往后、层叠缠绕。根据古代的服饰制度,士人以上穿蚕丝织成的衣物,庶人平民则穿麻丝织成的衣物。《汉书》记载,高祖刘邦为了倡农抑商,曾明令禁止商贾穿着华丽的丝绸服饰:“贾人毋得衣锦、绣、绮、縠”,平民服饰不允许有花纹、艳色。杨家埠、方家山、安吉上马山、长兴夏家庙等地汉代土墩墓发掘报告显示,虽然湖州是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但普通民众可能仍以麻织物为主,只有少数贵族或富人能穿着丝织品。直到西汉后期,才许穿青绿麻衣,其着装简单实用,一般为左右挽襟长袍似的衣裳,大带束腰,劳作时将袖挽起即可,此均为平民常见的装扮。

汉代人物陶俑(陕西汉阳陵墓出土)

素纱襌衣(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
唐代湖州先民的服装款式变得多样,绫绢与丝绵也成为重要服饰材料。唐代,女性最常见的服饰为短襦或大袖衫与长裙搭配,再加以半臂和帔帛。短襦以对襟窄袖为主,领型富于变化,衣襟敞开免于系扣。大袖衫衣长至胯以下,衣摆多披垂于裙身之外。裙装绚丽多彩,流行石榴裙、间道裙等。半臂类似短袖衫,帔帛多以纱、罗等轻薄织物为原材料,可缠绕于双臂。
在材料方面,湖州绫绢轻如蝉翼、薄若晨雾,质地柔软、色泽光亮,自古衣被天下,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诗赞美说:“异彩奇纹相隐映,转侧看花花不定。”此外,湖州绫有散丝织成的纰绫和合线织成的线绫两类。“唐时充贡,号吴绫,郡城出”。武德四年,“乌程县置贡御服乌眼绫”,“湖州土贡御服乌眼绫”,而且“各县皆出”。值得注意的是,丝绵亦为贡品。《唐书·地理志》记载“湖州土贡绵”,可见当时湖州丝绵已名播京城。诗人白居易称赞说:“吴绵软于云”“为裘有余温”。
唐周昉绘《簪花仕女图》
宋代妇女的日常服饰有大袖衫、褙子、半臂、袄、襦、裙、裤等。褙子是宋代女服的基本款和通用样式,以直领对襟为主,衣身纤瘦,腋下开衩(上图所示)。宋代时兴千褶裙、百迭裙等裙装,一般为正常腰线高度,系以腰带佩有绶环。男子服饰有圆领袍、交领袍等,也有布衫和罗衫,劳作时会把衣服塞在腰带上。从南京高淳花山宋墓出土的服饰来看,有素纱直襟窄袖衫、并蒂莲纹罗裤、菱形朵花纹印花绢抹胸等。素纱直襟窄袖衫质料轻薄,直领对襟,窄袖,衣摆两侧开叉。这与宋画中的服饰形制相同。

宋代服饰形制,南京高淳花山宋墓出土丝绸服饰实物

宋代服饰形制,宋陈清波《瑶台步月图》局部
在服饰材料方面,湖州锦已驰名,甚至可与“蜀锦”媲美。宋代的天圣至嘉祐年间,湖州丝印染技术已达较高水平,能印染出深红、浅红、淡红等色彩,其精美与玛瑙缬不分上下,称为“湖缬”。此法甚至被四川蜀锦所仿效。在《蜀锦谱》中记载:“蜀中锦有真红湖州大百花孔雀锦,有四色湖州百花孔雀锦,有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锦”。此外,宋代湖州先民使用的配饰也随着三天门南宋墓的挖掘而展现在我们的面前,以两块菱形对角互叠形成的金叠胜耳环和一枚缠枝卷草纹金帔坠,可以看到不规则几何纹主要作为饰品造型出现在首饰中,精美的花纹和精湛的技艺折射出江南地区的审美升级与商贸繁荣。


宋代湖州三天门出土的首饰

明清是湖州丝织业的鼎盛期,“湖州丝绸甲天下”的美誉基本形成,此时湖州先民的着装已经可以从考古发掘的墓葬中窥见实物。2014年12月,湖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在浙江湖州康山基建过程中抢救性发掘了康山古墓群,其中明代邵南夫妇合葬墓是该墓葬群发掘中收获最大的一座墓葬。杭州、湖州等地的考古专家鉴定后认为,“明代邵南夫妇合葬墓出土丝织品是湖州地区目前出土的保存最完整、最有代表性的明代丝织品实物资料”。从出土墓志及相关文献得知,该墓所处年代为明代的中后期,墓主邵南,字文化,号康山,生于弘治元年(公元1488年),历经弘治、正德、嘉靖三朝。经过清洗和整理,该墓共有丝织品43件套,包括墓主邵南夫妇所用男女服饰38件,寝被2件,枕顶1对,铭旌2件。
湖州邵南夫妇墓出土的袍衫,根据领部特征,可分为圆领袍、交领袍、竖领衫、直领袍四型,共计14件。其中墓主邵南棺所出“云纹绸妆花鹭鸶胸背缀獬豸绣补子圆领袍”,其形制特点是圆领,右衽,单层无里子,衣通裁,在前后衣身的侧缝各有两个出摆。胸背为两层,底层为妆花织成鹭鸳方补,上层为环编绣纳纱獬豸方补。面料为云纹绸,纹样组成为獬豸、山石、波浪、云纹,应用了二经绞纱上纳纱绣、钉金绣、压金彩绣的环编绣。


邵南夫妇合葬墓出土圆领袍
服饰纹样经过苏淼、陈云等学者的复原共计分为植物、动物、器物、几何图案、自然物象、人物等六类,这些吉祥图案,通过象征、借代、寓意、谐音等手段,将平时可见的具体图案和符号抽象化以表达湖州先民的信仰、信念、道德观念及对幸福的追求。

四季花杂宝纹复原图

长安竹纹样复原图

松竹梅双色缎巾纹样复原图

松竹梅纹样复原图
邵南夫妇墓出土丝织品植物纹样复原示意图(苏淼等)
回溯湖州先民的服饰变迁历程,从钱山漾文化时期的粗麻丝帛到明清时期的绫罗绸缎,每一寸织物、每一款形制都深深烙印着自然禀赋与人文演进的双重印记。湖州地处太湖之滨,温润气候孕育了蚕桑遍野的资源优势,早在4200年前,先民便开启了家蚕丝织的历史,此后的数千年丝便化作湖州先民的服饰基底。
从社会文化维度看,湖州先民的服饰始终是时代风貌的物质载体。汉代土墩墓出土的织物残片,印证了“士丝民麻”的等级初分;南宋三天门墓的金帔坠,折射出江南地区的审美升级与商贸繁荣;明代邵南夫妇墓的丝织服饰,勾勒出“湖州蚕丝甲天下”的鼎盛图景。服饰的演变不仅是技术的进步——从简单拼接、素色织物到织金、提花、刺绣的工艺突破,更是文化的沉淀。
当我们凝视钱山漾的绢片、南宋的金饰、明代的绸裙时,看到的不仅是衣物的形制,更是湖州人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化的坚守,以及在人与自然、传统与现代之间寻求平衡的独特生存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