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期间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作出重要部署。这里结合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背景，阐释投资于人的必然性和紧迫性，探讨与之相关的范式转换，揭示着眼和着力的主要方向和关键领域，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关于投资于人需要澄清的认识

通过再分配手段提高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社会性投入占比，扩大公共品供给，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提升共同富裕水平的必由之路，也是投资于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这个问题，我认为有些认识需要澄清一下。

以更大力度投资于人，并不意味着可以淡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原则，而是着眼于实现这一原则在更高水平上的动态平衡，强调的是在人均收入水平和国家财政能力提高的基础上，对“尽力”提出新的要求，发掘出新的“量力”可能性。一方面，经济发展进入更高阶段，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一系列重大技术突破，即刻带来或预期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分好这个更大生产率蛋糕的必要性日益凸显。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已经从供给侧转到需求侧，居民消费日益成为增长的关键拉动力，而供给和需求两侧动能的开启都要求加大对人的投入，提升人力资本禀赋和人的全面发展水平。

正如投资于物的落地要以企业、行业和项目为本位一样，投资于人要求确立家庭本位。由于人口生育和养育、人力资本培养、消费及其平滑化、养老助老、扶贫助困，以及与社会协同互动、树立正确婚育观等都以家庭作为最基本单位进行，着眼于全人群、全生命周期，投资于人力资本、基本公共服务和各民生领域都应该以家庭为基本落脚点。当前树立家庭本位的重要意义在于，旨在实现上述民生目标的投资不仅要以人力资本和民生改善为归宿，还要以家庭作为投资的直接对象，才能做到公平与效率的有机统一。正因如此，与促进家庭建设和发展相关的一系列政府支持措施也应纳入投资于人的范畴，也需要投入更多公共资源。

投资于人是顺应发展阶段变化的实践模式转变

投资于人既符合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是现实挑战提出的紧迫要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总储蓄占GDP比重（储蓄率）和总资本形成占GDP比重（资本形成率）均保持了很高的水平，在很长时间里投资回报率也处于世界最高位置。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随着人口红利趋于消失，投资回报率持续下降，储蓄率和资本形成率均进入长期的下降过程。在物质资本回报率下降的时候，对人力资本进行投资不仅具有报酬递增特征，还将为下一次技术突破创造必要条件。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消失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和投资回报率均降低，成为企业之间“内卷式”竞争的根源。在宏观上，从投资于物转向更多投资于人，既是增进民生福祉的需要，也是微观上提高生产率和回报率的必然要求。

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转变，也对投资于人提出现实紧迫的要求。实现2035年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所要求的增长目标，在需求侧面临的挑战比在供给侧更大，特别是居民消费能否得到有效提升，对于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兑现具有决定性作用。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库，2024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消费率）为39.9%，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为48.2%，高收入国家（2022年）平均为57.8%。由此可以得出两个结论：一方面，我国居民消费率面临双重超越目标，一是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趋同，差距约为8个百分点；二是向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赶超，即进一步缩小约10个百分点差距。另一方面，消费率趋同和赶超都是可以预期的目标。例如，从2010年到最近年份，我国消费率年均提高1.0%，而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分别降低了0.1%和0.2%。进一步加大对人力资本和民生的投资，有望加快赶超速度，实现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设定的“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目标。

鉴于居民消费是收入增长和分配状况的函数，并且对于经济增长具有至为关键的作用，我们可以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分好蛋糕”已经成为“做大蛋糕”的前提条件。从21世纪第一个10年末开始，我国的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不同指标的变化趋势不尽相同。一方面，反映整体收入差距的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在2009年达到峰值后开始缩小，但在2015年降到谷底后则进入徘徊状态。另一方面，各项惠农政策和脱贫攻坚战略的实施，推动农村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差距都显著缩小，并且继续缩小。这也就意味着，城镇收入差距有扩大的趋势，而这同结构性就业矛盾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见，劳动就业日益成为投资于人并且可以得到显著社会收益的重要领域。

投资于人瞄准的主要方向和关键领域

人力资本培养和民生福祉改善涉及生育、养育、教育、就业、培训、养老等众多方面，因此，以提供公共品的方式落实投资于人，自然也要渗透各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覆盖全部人口群体，贯穿全生命周期。从以下几个方面，我们尝试揭示，不同发展阶段相关的民生要旨及其关键短板，可以作为投资于人的主要方向和核心领域。

首先，围绕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的目标，加大鼓励生育的政策力度，促进生育率止降回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位妇女终身生育的孩子数）为1.3，此后数年继续下降。对我国来说，生育率下降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严格生育政策的实施后果，所以仍有未实现的家庭生育意愿。这要求推动政策以一个临界最小规模投入资源，以形成对预期目标的极大激励力度，消除家庭面临的现实制约，从而释放生育潜力。

其次，利用人口转变过程创造的时间窗口，促进人力资本培养资源的统筹和整合，提升人类发展水平。少子化本身就具有缓解教育资源约束的效应，而不同教育阶段人口在减少中的时间差，更为资源的重新配置创造了机遇。例如，幼儿园数量和在园人数的减少可以腾挪出资源空间，扩大托育服务以有效减轻养育负担；小学和初中释放出的闲置资源可用于支撑延长义务教育年限的改革；中职教育机构数和在校生人数的减少有助于把闲置资源转移到职业培训领域；支持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应对人工智能冲击。创造这种削峰填谷效应，要求进行以管理一体化为取向的改革，破除部门间在资金统筹和资源配置上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

再次，应对以“一老一小”为重点人群的结构性就业矛盾，创造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城镇收入差距趋于扩大，也是劳动力市场最新表现的反映。结构性就业矛盾意味着自然失业率趋于提高、劳动参与率趋于降低、就业零工化现象更为普遍。随着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愈发凸显，结构性就业矛盾将愈加突出。研究显示，以ChatGPT为代表的大语言模型显著削弱白领岗位入门级技能的价值，对新成长劳动力的职业招聘数量减少已现端倪。大龄劳动者面临的挑战则在于，在已经存在的技能缺口和数字鸿沟基础上，他们可能还会遭遇智能鸿沟，在劳动力市场处于更加不利的位置。因此，需要配置更多资源，使劳动者在整个工作生命周期都能得到公共就业服务。

最后，加大对税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等再分配手段的运用，显著缩小收入差距，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国内外经验表明，把收入差距降到相对合理的水平，譬如说基尼系数在0.4以下、城乡收入差距在2.0以下，必须在初次分配基础上运用较大力度的再分配手段。此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也需要通过转移支付的方式推动。一般来说，常用的再分配手段主要是税收和转移支付。相应地，再分配力度分别可以用以下两个占比来衡量：一是具有再分配性质的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和资本利得税占全部税收的比重，可简称为“税收占比”；二是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可简称为“政府支出率”。

综上，“十五五”时期需要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点，要将投资于人作为重要发力点，着力主要方向和关键领域，以此释放消费潜力、引导有效投资，夯实内需基础，进一步增强发展内生动力。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