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志全 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 研究员

资深 媒 体人

南部县城驻地南隆镇（滨江街道办事处），坐落于县境中北部嘉陵江中游右岸，自东汉起便承载着地方行政核心的使命，历经两千余年风雨，其城池变迁、建筑兴废，皆成为地方历史的鲜活注脚。

一、行政沿革与“南隆”之名的由来

南隆镇（滨江街道办事处）的行政渊源可追溯至东汉献帝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彼时便是南充国县的驻地，开启了作为地方治所的历史。南朝梁时期，这里成为南部郡治所；北朝西魏年间，又成为新安郡驻地，行政地位持续凸显。

西魏废帝二年（公元553年），朝廷改阆中为隆州，因南隆镇地处隆州南面，“南隆”之名由此诞生，且沿用至今。为铭记这份悠久的治所历史，清代康熙年间，人们在今正街北头骑街修建了“南隆古治”木质牌坊，以志过往。

自西汉初年至今的两千一百多年里，南部县境内曾先后设置五个郡、十三个县、两个分县及一个县苏维埃、六个区苏维埃，而南隆镇始终是这片土地上重要的行政与文化中心，见证了地方行政体系的演变与发展。

二、城池变迁：从无城到石城的千年筑防史

（1）明代以前：城池雏形的探索

北宋及以前，南部城的具体历史与概貌尚未有详实史料可考，仅能从零星记载中窥见早期治所的模糊轮廓。南宋理宗宝祐年间（1253-1258年），为抵抗蒙古兵的山地进攻，县城曾短暂迁至跨鳌山，借助山地地形构建防御体系，这是南部城为适应军事需求而进行的首次重要迁徙。

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年），知县汪允铭将县城从跨鳌山迁回现今南隆镇所在地。此时的县城规模极小，仅设有南正、南中、东街、西街四条街道，县衙署便位于如今县政府的驻地。因当时四围未筑城墙，从江面行舟望去，县城如环形壁垒；从西侧道路远眺，又似层层高台，“左而断岸临江，行舟望若环堵；右而峭岸近道、路人望若重坦”，便是对当时县城格局的生动描绘。

（2）明代：城池建设的奠基与完善

明宪宗成化二年（1466年），知县蒋矩开启了南部城系统性筑防的序幕，他沿着今乐群路、炮台路、西桥巷、水巷子一线“树木为栅，垒石为门”，为县城搭建起初步的防御框架，这是南部城首次有明确记载的防御设施建设。

明孝宗弘治年间（1488-1505年），知县陈伯龄对城池进行了关键性升级，不仅始筑土墙，还“内外俱甃以石”，将城墙内外均用石头包裹加固，同时开设了蓬莱、跨鳌、状元、阆苑东南西北四门，使县城的防御功能与规整格局初步形成。

明世宗嘉靖二十二年（1543年），分巡川北道佥事杨瞻命知县童福重修城池。此次重修不仅加固了城墙，还设立了四关，并在东南西北四城门上建造城楼，同时将城门重新命名为迎旭（东）、临江（南）、神武（西）、拱宸（北），赋予了城门更具文化与象征意义的内涵。

明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年），知县饶一中对城池进行了一次里程碑式的改造，将城墙全部改砌为石城，城墙高达6米，周长1.458公里，此次修建的石城被后人称为“饶公城”。同时，他调整了城门设置，开灵云（北）、跨鳌（南）、状元（西）三道门，并在城东修建了龙津桥，进一步完善了县城的交通与防御体系。

（3）清代：城池的修补与功能优化

清高宗乾隆三十年（1768年），知县查淳对城池进行了重要调整，增开了东面的承煦门，同时更改了部分城门名称，将状元门改为延爽门、跨鳌门改为迎薰门、灵云门改为瞻极门，并以状元溪作为护城河，使县城的防御与排水系统更为完善。

事实上，清代对南部城池的维护从未间断。顺治四年（1647年），知县李元奋率先修理城墙垛口；此后，知县裘龙、焦澍、黄贞泰、杜文明、费元龙等相继对城墙进行修补；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知县查淳的增门与更名工程进一步优化了城池格局；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知县石作瑞、嘉庆十六年（1811年），知县陈闲又先后对城池进行补修，确保了城墙的稳固与县城的安全。

然而，民国17年（1928年），川军旅长李炜如驻守南部县时，下令拆除城墙、毁坏城门，这座历经数百年修建与维护的古城池，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破坏，其传统防御格局也随之瓦解。

三、古建筑印记：礼制、文教与民生设施的兴废

（1）县衙署的重修与扩建

县衙署作为地方行政权力的象征，其修建与维护始终受到重视。顺治八年（1651年），知县裘龙率先重修县衙署；康熙年间，知县许造、黄贞泰、刘天宿又相继对其进行增修，不断扩大县衙署的规模、完善其功能，使其成为处理地方政务的核心场所，且位置始终固定在今县政府驻地，延续了行政中心的历史脉络。

（2）文庙、书院与塔阁的文化承载

文庙：今县武装部所在地，是古代祭祀孔子、推行儒学的重要场所。文庙始建于明洪武年间，最初便设立了殿宇；顺治九年（1652年），建成大成殿，奠定了文庙的核心建筑格局；康熙六年（1667年），县令焦澍划定学宫地界，修建了两道戟门与名宦祠，丰富了文庙的礼制设施；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县令杜文明开凿泮池，建造腾蛟、起凤坊，使文庙的建筑体系更为完整，成为地方文教事业的标志性建筑。

螯峰书院：乾隆四十三年（1779年），邑令李元奋倡导并主持修建，是清代南部县重要的教育机构，为地方培养人才提供了场所，推动了当地文化教育的发展。

南部县儒学：位于县城西侧，始创于明洪武年间，后经通判熊杰增修，并铸造祭祀礼器，规模逐渐扩大。明末时期，儒学建筑毁于战乱；清顺治十五年（1658年），知县裘龙主持重建，使这一文教场所得以恢复，继续承担着传播儒学、培育学子的使命。

试院：坐落于县西街，是科举时代举行科举考试的场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知县王仲选劝说并组织十乡粮户共同修建，为地方学子提供了公平参与科举、求取功名的平台，见证了无数读书人的求学之路。

文笔塔：同治二年（1863年），县令黄起元到任后，认为当地“文峰宜高峻”，遂在跨鳌山顶修建文笔塔，寄寓着振兴地方文运、培育英才的美好愿景，成为县城的文化地标之一。

奎阁：最初位于跨鳌山麓，后因洪水被冲毁；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原文“181年”应为笔误），李文德任南部知县时，将奎阁迁移至东门外状元溪旁，使其得以延续。奎阁作为古代文人祭祀奎星、祈求文运的场所，与文笔塔共同构成了县城的文化符号。

（3）寺庙、道观与亭台的历史韵味

合符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860-874年），因曾有两位僧人在此讲经“合符”而得名。唐僖宗时期的丞相王徽，在未考取功名前，曾寓居于此，并创作了《登高赋》，为寺庙增添了深厚的文化底蕴。

灵云亭：位于灵云洞旁侧，始建于唐代。历史上，蒲景殉曾隐居于此，传说吕洞宾曾前来拜访却未遇，便留下《瓜皮诗》，为灵云亭增添了几分神话色彩，成为古代文人雅士游览题咏的去处。

玉台观：同样始建于唐代，因所在山体“山环拱耸翠”而得名；后来，又因嘉陵江环绕其山麓，清晨朝霞映红江面、碧绿山色与城池相连，故更名为晓霞观，其景观之秀丽可见一斑。

十二亭：清代工部尚书李先复，在雍正初年告老返回故乡南部后，于县城内修建了鳌峰、状元、普乐、东升、青云、赐福、万善、万寿、锡福、桂籍、三元、北极等十二个亭子。这些亭子不仅是县城的景观点缀，也为百姓提供了休憩游乐的场所，体现了古代官员对家乡民生与文化建设的投入。

（4）桥梁与会馆的民生记忆

桥梁：南部县城的桥梁不仅承担着交通功能，还蕴含着地方文化记忆。三元桥（即西门桥），因当地历史上陈尧叟、陈尧咨、马涓三位状元而得名，嘉庆十四年（1809年），知县陈闲对其进行重修；探花桥（即东门桥，又名龙津桥），因邑人冯翼明在明永乐四年（1406年）考中探花而得名，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生员易文祖对其进行重修。这两座桥梁不仅方便了的交通往来，也成为纪念地方英才的标志性建筑。

会馆：清代乾隆年间，随着各地商人在南部的聚集，县城内相继建起了多座会馆，包括湖广会馆禹王宫、江西会馆万寿宫、福建会馆天后宫、陕西会馆三元宫、广东会馆南华庵等。这些会馆既是各地商人联络乡情、洽谈生意的场所，也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特色，丰富了南部县城的商业与文化生态，见证了清代南部县商业贸易的繁荣。

从东汉的南充国县治所，到如今的南部县城南隆镇（滨江街道办事处），两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这座城市的行政地位、城池格局、建筑风貌不断演变。每一处遗存的古建筑、每一段城池变迁的记载，都是南部县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诉说着这座千年治所的过往与荣光，也为今日的南部留下了深厚的历史底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