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杭州余杭径山镇小古城村，外卖可以通过无人机送到顾客手中；在广东惠州，咖啡可直达田间地头……近来，多家外卖平台将服务延伸至县域、乡村，村民通过“指尖触屏”即可享受餐饮、生鲜、药品等即时配送服务。“外卖下乡”，不只是一种商业探索的地理空间延伸，更是一次弥合城乡鸿沟、促进融合发展的契机。

近年来，我国致力于完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在“乡乡有网点、村村有服务”等方面多点发力，为消费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构建起双向通道。相关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我国累计支持1489个县建成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物流配送中心近3000个，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34.6万个。不断完善的即时配送网络，成为打通城乡“最后一公里”的重要市场化力量。

“外卖下乡”是供给侧平台拓展与需求侧乡村消费升级的“双向奔赴”。从供给侧看，当前一、二线城市外卖市场趋于饱和，县域及农村市场成为企业新的增长点。从需求侧看，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为提升农村居民的经济收入提供了保障。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3119元，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5.8%。收入提升推动了消费结构优化，农村居民对商品品质、多样性的需求正不断上升。

当前，乡村对“一老一小”便捷服务的需求日益旺盛。通过外卖平台，远在城市的子女能够及时回应父母需求，一份家常菜或急需药品的背后，是家庭情感的维系和赡养义务的履行。同时，一批返乡创业和就业的“洄游青年”，因为熟悉数字工具，自然也将城市生活方式带到了乡村。他们不仅是外卖服务的核心用户，也常利用平台创业或推广本地业务，进一步激活县域商业生态。

“外卖下乡”的实践，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从多维度深刻重塑了城乡关系。乡村居民在下单、支付、跟踪物流、售后反馈中，提升了数字应用能力，有利于弥合数字鸿沟。这种“即时可得”的模式，使乡村居民生活更加便捷、消费选择更加多元。再者，一些外卖平台为乡镇餐馆、小店开拓了线上销路，同时带动本地就业。数据显示，全国超过53%的乡镇餐馆通过外卖提升营收占比至25%以上；2025年乡镇新增外卖骑手岗位达12.7万个，本地化用工率高达89%。

当然，目前“外卖下乡”也面临一些挑战。如人口分散、订单密度低、配送距离远带来的成本压力；农村居民普遍对价格比较敏感，限制了相关服务的普及；本地稳定的骑手队伍和偏远地区物流配送仍需继续优化。这些问题不免对服务的可持续性产生影响，需要我们通过政策、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等进行破局。比如在政策上，政府部门可参考“家电下乡”模式，对外卖服务的推广提供相应激励，同时加大智慧物流、冷链仓储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商业服务下沉奠定重要基础。此外，也可尝试探索促进平台发展的创新方式，如通过“预订单+集中配送”降低单均成本，以及与邮政、供销社、小卖部建立配送联盟和自提网络，破解末端配送难题。

一言以蔽之，“外卖下乡”是推动数字服务普及、乡村消费升级的重要实践。它不仅改善了乡村生活，也将推动城乡互动、激发乡村经济活力，与新能源汽车下乡、智能家电普及等趋势相辅相成，共同勾勒出现代乡村生活的美好图景。

（作者：何晓斌，系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基层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长聘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来源：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