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准备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并于9月下旬派出50万重兵向中央根据地进攻。此时，中央根据地的中国工农红军（以下简称“红军”）有8万多人，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错误指挥，导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损失。1934年4月，江西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直逼兴国、宁都、石城等地。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之后，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压境与重重封锁，中央根据地的军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迅速开展兵员动员、物资筹备等工作，为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人力、物力。致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遭受重大损失。1934年4月，江西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直逼兴国、宁都、石城等地。5月，中央书记处作出决定，准备将红军主力撤离根据地。之后，面对国民党军的重兵压境与重重封锁，中央根据地的军民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迅速开展兵员动员、物资筹备等工作，为实行战略转移补充了人力、物力。

踊跃参军 铸就钢铁队伍

1934年5月18日，《红色中华》刊发《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一文。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红军伤亡严重，亟须补充兵员。1934年5月18日，《红色中华》刊发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发布的《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中国共产党和中革军委在中央苏区群众面前，提出五、六、七三个月扩大红军五万的号召，我们热烈的要求，全体赤少队员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给这一战斗号召，以布尔什维克的回答！”文章用极富号召性的语言向广大群众介绍了当时的情况，指出目前已经到了与敌人决战的紧急关头，首要任务为扩大红军。

随后，根据地各级党组织开展了大量动员工作，召开群众大会、组织宣传队，甚至通过戏剧等形式，号召大家积极参军。5月30日，《红色中华》发表题为《八兄弟一齐报名当红军》的短讯，报道了瑞金沙洲坝农民杨荣显的８个儿子参加红军的事迹；9月4日，刊发《中革军委为扩大红军的紧急动员的号令》：“去年十二月和今年一月，在阻止了敌人实行第一步计划于苏区门外的时候，我中央苏区的工农群众，曾以两万七千人的参加红军，来拥护这个胜利。今年的红五月，正当着（这）凶恶残暴的敌人，侵入苏区大门的时候，我苏区的广大工农群众，曾以六万三千新战士武装走上前线，来响应共产党中央和中革军委的号召，来回答敌人残酷的进攻。”“在血战的九月，中革军委决定扩大三万个新战士，补充到前方，各个作战线上的独立团要充实起来；要成立各县的独立营，有组织的五十万赤少队员，要一齐准备好，全部都参加前线与后方的战争工作。”该号令再次将“扩红运动”推向高潮。当时，各根据地出现许多“父母送儿上前线，妻子送郎上战场”的感人画面。后来，中革军委决定成立红八军团和教导师等，壮大了中央红军的力量。

积极加入红军的赤卫队员与少先队员

新兵入伍后，要接受短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内容包括射击、投弹等，力求在短时间内具有战斗能力。各根据地工农群众以实际行动积极响应“扩红运动”，踊跃参军支前，为红军战略转移储备了宝贵的战斗力量。

克服封锁 全力保障供给

在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央根据地物资消耗巨大，加之敌军实行严密封锁，导致粮食、弹药、布匹、食盐等物资极度匮乏。为确保红军战略转移能够顺利进行，中央根据地自1934年6月起，开展了一系列物资筹集工作。

粮食储备是重中之重。6月2日和27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以下简称“中央政府”）发出紧急指示，要求在7月15日前筹集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7月5日，《红色中华》刊发社论《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是目前我们第一等的任务》，强调“粮食是红军的生命线”。为支援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群众喊出了“每人节省一斗米，支援红军打胜仗”的口号，他们宁可自己少吃些，也要把粮食供给红军。随着战争形势日益严峻，还进行了秋收借谷动员，群众积极响应。9月30日，《斗争》刊发《秋收粮食动员的总结》指出：“完成六十八万八千余担，收集五十八万八千余担（未收集的大部分是迟熟的地方还未割禾）。”不到1个月，便超额完成借谷任务，为红军战略转移初期提供了粮食保障。

武器弹药的筹集同样关键。4月18日，中革军委发布《关于收集兵工材料的命令》，要求各级部队和群众广泛收集铜、铁、锡及子弹壳等，用于兵工厂制造弹药。6月12日，《红色中华》发表了一篇题为《多一粒子弹多消灭一个敌人——紧急动员起来！为收集钢铁锡子弹壳而斗争》的通讯，呼吁：“同志们，你们都愿意多要死几个白匪，多杀死几个法西斯国民党吧？如果是愿意的，那么就要赶快去收集制造武器的铜、铁、锡和子弹壳，我们多了一颗子弹壳，多了几两铜、铁，就可以多消灭几个万恶的敌人。”群众纷纷响应，儿童团、少先队主要负责收集铜、铁、锡及子弹壳，妇女们则负责缝制弹药袋等。据不完全统计，至9月，中央根据地共收集铜、铁、锡等材料近20万斤，子弹壳50多万发，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红军弹药短缺的压力。同时，各根据地还加大筹款力度，增加现金储备。通过组织“突击队”深入白区筹款及打土豪等方式获取资金。

此外，中央政府提出“红军一定要有衣穿，要有被子盖”，中央被服厂加班加点赶制服装。群众不仅积极筹集毛毯、棉花等物资支援，还编制了大量草鞋解决红军的行军需求。为解决红军食盐短缺的问题，他们自发使用硝土、老墙土等材料熬盐，让战士们不再受淡食之苦。通过一系列举措，红军的物资得到了补充。

舆论动员 凝聚人心士气

1934年9月29日，《红色中华》刊发张闻天撰写的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

战略转移前，舆论宣传承担着统一思想、稳定民心的重要使命。9月29日，张闻天在《红色中华》上发表了题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的社论，指出：“为了保卫苏区，粉碎五次‘围剿’，我们在苏区内部求得同敌人的主力决战。然而，为了同样的目的，我们分出我们主力的一部分深入到敌人的远后方，在那里发动广大的群众斗争，开展游击战争，解除敌人的武装，创造新的红军主力与新的苏区，……我们有时在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之下，不能不暂时放弃某些苏区与城市，缩短战线，集结力量，求得战术上的优势，以争取决战的胜利。”该文为根据地中层和基层干部了解当前形势提供了依据，在红军内部引起强烈反响。各级政治机关迅速组织学习讨论，广泛传达“转移不是失败，而是为了争取更大胜利”。

10月3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在《红色中华》联合发表《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号召大家在红军主力转移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扰乱敌人、牵制敌人、配合主力红军作战。游击战不仅是抵抗白军武装自卫的有效方式，还是恢复、巩固、发展苏区的重要手段。最后，鼓舞道：“同志们！事情十分紧迫了！为保卫我们的土地、自由和苏维埃，为保卫自己，不论男女老少，都应……奋勇杀敌！同志们！武装起来，发展游击战争，让我们全苏区几白（百）万工农群众都成为牢不可破的武装部队！与我们英勇无敌的红军，一起坚决作战！我们将完全粉碎敌人的进攻，我们必然取得最后的胜利！”该文为战略转移后的根据地斗争指明了方向，也为群众参与斗争奠定了思想基础。

机构调整 统筹战略布局

为适应战略转移后的斗争需要，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对苏区的党政军机构进行了系统性调整与重组，确保在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仍能有效运转并坚持斗争。

5月17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调整中央根据地的军区与军分区设置，新设赣南军区，负责统筹赣南地区的防御与游击作战。7月，鉴于粤、赣两省苏区形势恶化，中共中央决定设立赣南省，以加强对赣南战地委员会辖区的统一领导。9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指示，命令中央红军各军团在10月1日前组织好后方机关，加强运输队的建设；将在敌人占领区中各县区的军事部，改为县区游击队司令部和政治部，县区军事部长为游击队司令员、队长，县区委书记兼游击队政治委员。并规定：“如在边区和中心区域有被敌人侵犯之可能时，则将军事部作上述改组。”从组织上对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后坚持根据地的斗争作了初步安排。

就在转移前，中共中央还决定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中央军区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由项英、陈毅等人统一领导留下的红24师及地方武装坚持斗争。

中央红军主力战略转移前的准备工作，从扩红运动到物资筹集，从舆论动员到机构调整，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根据地军民的智慧与牺牲，也彰显了人民群众对中国革命的坚定支持。

文中所示档案资料为江西省档案馆藏

作者单位：江西省档案馆

原载于《中国档案报》2026年1月2日 总第4386期 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