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宜勇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要求“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提出建立健全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

协调机制构建是基于制度经济学的系统重构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十五五”时期将教育、科技、人才作为“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进行系统部署，这一决策超越了传统的要素叠加思维，体现了对“创新驱动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这一战略的理论逻辑源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熊彼特创新理论以及人力资本理论的融合创新，其核心在于通过制度创新与系统重构，破解“教育—科技—人才”的结构性矛盾，构建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生态系统。

一是关于顶层设计的制度创新逻辑。制度经济学理论表明，制度安排是影响资源配置效率的核心变量。建立高层统筹协调机制，本质是通过“制度供给”降低交易成本。中央教育工作领导小组统筹领导的协调机制，借鉴了“整体性治理”理论，通过跨部门协作打破“碎片化治理”格局。例如，美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的实践证明，高层协调可使科研项目重复率降低30%，资源配置效率提升40%。我国通过定期协商机制解决“卡点堵点”，其理论依据是“交易成本理论”——减少政策摩擦、信息不对称带来的效率损耗。

教育改革深化与人力资本理论的实践创新

首先，要建立学科布局的动态调整机制。学科设置的优化遵循“需求驱动理论”。国家战略需求牵引的学科调整机制，本质是人力资本投资的“适应性升级”。例如，美国斯坦福大学根据硅谷产业需求动态调整学科，使毕业生创业成功率提升至30%。我国实施的“急需学科超常布局行动”，需建立“学科—产业”适配度评估体系，运用投入产出模型测算学科建设对GDP的贡献率，确保学科布局与产业升级同步。

其次，要打造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模式。联合培养模式的理论依据是“协同创新理论”。“校聘企用”“校企双聘”等机制，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提升创新效率。例如，华为与高校共建实验室，使研发周期缩短40%。我国推广这些模式，需构建“知识共享协议”(KSA)，明确知识产权归属与利益分配，运用博弈论设计激励相容的合作机制，破解“搭便车”难题。

科技创新驱动与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

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原始创新的制度保障。原始创新的突破依赖于“创新生态理论”。新型举国体制的完善，本质是构建“政府—市场—社会”协同的创新网络。例如，以色列通过“首席科学家办公室”(OCS)协调产学研合作，使研发投入占GDP比重达4.9%。我国在集成电路等领域的攻关，需建立“揭榜挂帅”的市场化机制，运用期权激励、风险共担等工具，激发企业创新主体活力。

另一方面，要实现成果转化的闭环机制。成果转化的效率取决于“技术扩散理论”。“地方搭台、院所唱戏、企业接棒”的闭环机制，本质是构建“创新价值链”。例如，硅谷的“斯坦福—风险投资—企业”链条，使科技成果转化率高达70%。我国需建立“技术经纪人认证制度”，运用区块链技术实现成果溯源，通过“转化收益共享”机制提升科研人员积极性。

人才生态优化与人才流动理论的制度突破

一方面，要积极推动评价机制的范式转换。评价体系改革的理论依据是“能力本位理论”。破除“四唯”评价，建立以贡献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本质是人力资本定价机制的革新。例如，欧盟“地平线计划”采用“同行评议+市场验证”双轨制，使科研项目成功率提升25%。我国需构建“多维评价矩阵”，将学术贡献、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纳入评估体系，运用大数据技术实现动态评估。

另一方面，要加大人才流动的制度创新。人才顺畅流动遵循“推拉理论”。科研人员离岗创业政策，通过“政策拉力”打破体制壁垒。例如，日本“产官学”人才交流机制，使企业技术创新周期缩短3年。我国需建立“人才流动风险补偿基金”，运用精算模型测算流动成本，通过税收优惠、社保衔接等政策降低流动风险。

基于挑战的系统协同路径优化

尽管战略蓝图清晰，但实施中仍面临多重挑战：一是结构性矛盾突出。我国教育投入占GDP比重为4%，与发达国家的5.5%存在差距;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比重仅6%，远低于美国的17%。二是制度性障碍犹存。科研经费“重物轻人”现象突出，间接费用比例不足20%，抑制人才创新活力。三是国际竞争加剧。全球人才争夺白热化，我国高端人才占比仅1.2%，远低于美国的5.8%。

为此，要继续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设立教育科技人才融合发展基金，将基础研究投入占比提升至8%，实施“‘卡脖子’技术攻关专项”。不断创新制度设计，推行科研经费“包干制”，将间接费用比例提高至30%，建立“人才创新容错机制”。聚焦提升国际竞争力，实施“全球顶尖人才引进计划”，建立高技术人才移民“直通车”，将高端人才占比提升至3%。

总而言之，“十五五”时期的教育科技人才战略，是对“创新驱动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其理论创新在于将人力资本理论、创新理论与制度经济学相融合，构建了“教育供给—科技转化—人才流动”的闭环系统。这一战略的深远意义在于，它不仅关乎短期经济增长，更关乎国家长远竞争力的重塑。通过三位一体协同发展，中国正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型、从“技术追赶”向“创新引领”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注入不竭动力。这一战略的实施，不仅将有利于破解我国创新发展的“卡脖子”难题，更将为全球创新治理贡献“中国方案”。当教育成为创新的摇篮、科技成为发展的引擎、人才成为竞争的核心，中国式现代化必将迎来质的飞跃。

(作者系全国服务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高级顾问专家、国家发改委市场与价格研究所原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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