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维栋是黑龙江省政协第六届委员，原兵器工业部建华机械厂副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曾经主持多种型号产品的设计，是中国兵器工业系统内有名的特种弹设计师。

1986年是位于齐齐哈尔的建华机械厂（今北方华安工业集团公司，第一厂名为第672厂）建厂40周年，工厂党委要出版一本人物集《建华火花》，安维栋副总工程师便名列其中。笔者当时在厂部办公室工作，受命采写安维栋的事迹。安维栋当时任工厂负责科研工作的副总工程师，他的办公室就在厂办调研室的对面，我们几乎每天都要见面。安总常年一身中山装，鼻梁上一副高度近视镜，个子高高瘦瘦，性格内向，不善言辞，在办公室不是看技术文件就是看图纸，给人一副典型知识分子的形象。

对安总和熟悉他情况的人进行采访，并查阅了他的业务自传和高级工程师评审材料后，笔者对这位大半生从事兵器科研工作的老工程师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最终写就《特种弹总设计师安维栋》一文，收入《建华火花》。今将此文主要内容和安总后来的经历呈现给读者，以纪念在兵工战线上无私奉献的人们。

安维栋是沈阳人，1952年，刚满20岁的他从沈阳东北兵工专门学校毕业后，来到了位于齐齐哈尔北郊的中央兵工总局672厂，也就是后来的建华机械厂。东北兵工专门学校是原东北军区军工部直属高校，1948年4月在哈尔滨组建，当年11月沈阳解放后迁往沈阳。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何长工任名誉校长，老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套军服的设计者赵品三任第一任校长。这所学校是沈阳理工大学的前身，其中一些院系和专业后来分别并入北京理工、太原理工、沈阳建筑大学等高校，是中国兵器工业高等教育的发源地之一。

安维栋作为该校优秀学员，被分配到建华机械厂技术科工作。当时正值抗美援朝时期，厂里设计生产任务极其繁重，技术科科长把改进宣传弹的任务交给了刚来不久的安维栋。论职务，他只是个见习技术员；论资历，他不过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虽没有一点儿工作经验，但他还是勇敢地承担起了这项工作的重担。当时，志愿军装备的宣传弹射程近，点火不可靠，宣传纸散发效果很不好，满足不了前线的需要。针对宣传弹存在的缺点，安维栋首先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翻阅了许多图纸资料，终于找出导致产品性能不好的原因，并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改进设想：将原产品尾部点火改为头部点火，宣传纸散发方式由前抛改为后抛。

经过一番改进后，宣传弹产品试验成功了。望着天空上飘飞的五颜六色的宣传单，安维栋脸上露出了微笑，干好设计工作的信心更足了。

第二年，技术科领导安排安维栋负责靶场试验工作。跑靶场很苦，夏天烈日炎炎，冬天寒风刺骨，一年四季扎根在荒郊野外。但是安维栋感到苦中有乐，因为在靶场可以直观了解产品在试验中暴露出来的各种技术问题，能够学到办公室里学不到的真本领。在解决产品技术问题的过程中，他深感自己的知识还是不够用，于是就找来一些有关弹药设计与弹道理论方面的书来学习。当时，这些书都是苏联专家编写的。为了能读懂这些俄文专著和技术资料，安维栋在掌握英文的基础上，又开始苦修俄文，一年后就能翻译俄文资料了。1954年，他运用苏联某专家的内弹道理论，设计了一种新型产品，弥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

在科研工作过程中，安维栋相信科学，敢于坚持真理而不迷信权威。1956年，工厂根据苏联提供的图纸底稿，自研生产某种新产品，结果这种产品加工后底火敏感度曲线超过了固定曲线范围。按照苏联某火药专家的观点，工厂生产的这批产品就是不合格品。怎么办？要是重新更改设计，就得推翻已设计定型的产品图纸，意味着大量心血的浪费，以及产品生产的延迟。面对苏联专家的质疑，安维栋相信自己设计的产品图纸是符合科学规律的，是正确的。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结论，安维栋运用概率论分析了底火敏感度曲线分布特性，指出这种情况是产品机械加工的正常范围，并不影响产品性能，从而否定了苏联专家的意见，为厂里避免了一大笔损失。安维栋这时只是一名24岁的技术员。1957年，他撰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关于底火敏感度曲线的理论探讨》，被第二机械工业部（当时是国务院国防工业主管部门，1958年2月并入第一机械部）、军委总军械部（1957年7月划归总参谋部，1959年3月划归总后勤部）采用，作为指导产品生产的技术文件下发给各弹药生产工厂。这一年，他晋升为助理工程师，成为厂里最年轻的工程师。

1957年11月，工厂成立了设计研究所，安维栋调入设计研究所任特种产品设计工程师，而后又担任副所长，主持所里的科研业务工作。

根据部队需要和上级要求，我国第一型自研特种弹——120毫米迫击炮照明弹产品的研制工作开始了。当时，工厂提出的目标是“3年打基础、5年填空白、10年系列化”。作为这个型号产品的项目负责人，安维栋感到压力很大。当时，厂里一无技术资料，二无科研手段，三缺科研人才，科研工作可以说是困难重重。

但是，安维栋没有被困难吓倒，他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产品的研制中，带领全所技术力量大力攻关。他白天和同志们一起画图纸，讨论设计方案，晚上回家后还要查阅技术资料。当时，他已经成家，有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儿，三口之家住在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为了不影响爱人和女儿休息，他每天都是等母女俩熟睡后，再用报纸遮住灯光，然后开始整理技术资料。他独坐在灯下，度过了不知多少个不眠之夜。“维栋，今天就别熬夜了，行吗？”望着安维栋红肿的眼睛、消瘦的面孔，爱人心疼万分。安维栋笑着说：“等产品试验成功了，我睡上3天3夜不起来！”

当时，厂里全力支持产品研制工作。厂长江天（后任兵器工业部四局局长）、厂总工程师于一（后任兵器工业部部长）带头抓科研工作，按季度检查科研产品计划执行情况，要求各部门对科研产品试制项目都要优先安排。经过3年苦战，我国第一个特种弹产品终于完成了研制。经过靶场试验，证明照明弹产品性能超过了国外同类产品，光度和燃烧时间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看着同志们在靶场的荒原上欢呼跳跃，安维栋流下了激动的泪水。

从1960年到1966年，安维栋主持了21种产品的设计，其中各种口径的照明弹和发烟弹等17种产品被国家批准设计定型，15种产品通过生产技术鉴定转入批量生产，成为工厂的主产品。这7年中，安维栋多次被评为厂、市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

1983年，经兵器工业部（1986年底撤销，相关机构并入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三局批准备案，工厂任命安维栋为厂副总工程师，负责全厂科研领导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工厂的科研工作坚持“生产一代、预研一代、开发一代”的思路，不断为陆、海、空军和防化部队提供系列型号产品。他瞄准国际特种弹先进技术，带领科研人员开展相关型号产品和基础性预研工作。1985年到1989年的5年间，厂所研制并通过设计定型6种照明弹、4种发烟弹、3种燃烧弹和1种红外干扰弹，共14个型号产品，每年都有两三个新产品通过生产定型，投入批量生产。工厂生产的特种弹，形成了照明、燃烧、烟幕、远红外干扰等产品系列，有效填补了国防工业的空白，满足了陆、海、空军和防化部队装备的需要，并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随着不断取得突出的工作成绩，安维栋在兵器工业部、省国防工办都有了名气，上级主管部门和兄弟单位都知道建华机械厂有个特种弹设计师安维栋。他加入了中国兵工学会，成为学会弹药专业委员会委员。不仅兵工系统内部认可，他的才能连外国专家也服气。

那是1984年秋天，安维栋参加工厂“九二二工程”技术引进工作，开始与外国专家接触。一开始，这些外国人很高傲，经常指手画脚地说：“我们国家不像你们那样。”言外之意是很看不起中国人。

技术谈判开始了，安维栋发言时对某国提供的技术图纸和资料进行了详细分析，把存在的每一处错误都列举了出来，说得条条在理、头头是道。外国专家先是惊讶，后是连连点头，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工作的失误，“安先生了不起，安先生是真正的专家！”

这家外国公司的副总经理听说安维栋每月只拿不到200元的工资（相比当时国外同级别技术专家要低不少），住在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后，颇感“惋惜”，他说：“安先生你到我们公司工作吧，我们为你提供优良的工作环境和优厚的生活待遇。”安维栋笑了，他从进工厂那天起，就没有把名利和地位放在心上。

安维栋主持科研课题组对从国外引进的大口径火炮系列特种弹进行研究，其中对大口径照明弹，改进了阻旋片和阻降伞，解决了减旋减速的关键问题。

在安维栋等广大技术人员和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建华机械厂被评为国家“六五”技术进步先进企业、国家大型一类企业、黑龙江省“六好企业”，他被工厂授予“先进工作者”标兵称号。

1988年1月，安维栋作为无党派爱国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被推荐为黑龙江省政协第六届委员。当时，建华机械厂特种产品正处于高速发展时期，工厂也处于保军转民发展民用产品关键时期，先后开发了猎枪弹、烟花和电梯等产品。特别是电梯系列产品通过了黑龙江省国防科技工业办公室组织的技术鉴定，获得了建设部（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但是，转型中的建华机械厂面临着资金短缺、企业办社会负担重等困难。安维栋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便利用参加省政协会议的机会，向省政协递交了《关于制订军工企业生产民品免税政策的建议》《关于军工企业开发民品给与贴息贷款的建议》等提案，在分组讨论会上也是重点呼吁政府帮助军工企业解决保军转民中的困难等。

安维栋平时衣着很朴素，在工厂上班时，春秋是中山装，夏季是白色或淡青色衬衣，下车间就穿工作服。但是，每次到省里参加政协会议，他都会穿上一件平时不穿的深蓝色呢子制服，皮鞋也是擦得又黑又亮，为的就是履行好政协委员的光荣使命，不辜负组织和群众对自己的信任。他是副总工程师，按规定可以从厂办公室要车接送，但他从来不去享受这个待遇，上省里开会去火车站都是坐公共汽车。

1990年，工厂的新产品“76坦克烟”（坦克烟雾弹）投入生产。“76坦克烟”是为装甲兵研制的新产品，中国兵器工业总公司已经与部队签订订货合同，本计划当年6月产品设计定型投入试制，结果到10月还没有通过生产定型，眼见完不成全年生产任务了。作为负责科研工作的副总工程师，安维栋心里比谁都着急。他又开始不要命地工作了，他不顾自己10年前曾晕倒在机床旁的先例，有时累得头晕流鼻血，他就到洗手间用凉水冲一冲头，然后回到办公室继续看图纸，照样去车间生产线上指导生产，查找技术问题。

1990年11月，安维栋又一次在工作岗位上累倒了。这一次，他病得很重很重，已经不能继续从事他倾注一生心血的特种弹研制工作了。病倒后，许多往事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了，只有特种弹研制工作还藏在心灵的最深处。醒来后，安维栋忘记了许多事情，但口里经常念叨的都是那些产品名称和外文单词。厂领导和同事们来看望他，他每每询问的也都是工厂军品科研的发展情况。因病离开了工作近40年的特种弹科研工作岗位，他的心中留有许多遗憾。1999年，安维栋在齐齐哈尔去世。老同事、厂原副总工程师、设计所原所长陈旭东感叹道：“老安是有真本事的人！”

安维栋是我国兵器工业重要的特种弹专家，当时出于保密工作的需要，他基本上不拍照，所以写这篇文章时也仅有一张翻拍的他个人的照片。但有一点可以确信，安维栋为建华机械厂作出的贡献，全厂职工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兵工战士为祖国国防事业作出的贡献，党和国家不会忘记。

文章来源：《文史精华》2025年第8期

作　　者：王作东

责任编辑：刘迪 冯雅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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