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总统米莱经典著作《经济思想的激辩：凯恩斯、弗里德曼与奥地利学派》中文版首发，一场席卷百年的经济学世纪论战，看透通胀、刺激、萧条的底层真相。

经济学家毛寿龙、朱海就作序，阿根廷经济学家里卡多·洛佩斯·墨菲、里卡多·洛佩斯·墨菲诚挚推荐！

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

哈维尔·米莱不仅担任阿根廷总统，更在学术界和公共领域享有盛誉，其深厚的经济学专业功底与丰富的实务经验，使本书兼具理论深度与案例分析的现实针对性，显著增强了权威性和实用性；同时，他作为媒体人的表达优势，又为作品注入了通俗易懂的风格，为读者提供了更友好的阅读体验。

尽管书中涉及深刻的经济理论，但米莱运用简洁明了的语言，使其不仅适合经济学专业人士，也能成为普通读者了解经济学基础、深入理解当前全球经济政策的极佳入门读物。

尤为可贵的是，书中大量结合现实案例，将抽象理论紧扣实际经济问题，这种贴近现实的分析方式，尤其吸引那些希望认知当今经济挑战并寻找可行对策的读者。而鉴于全球正面临通货膨胀、经济衰退等严峻考验，本书所探讨的主题与当下环境高度相关，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有别于主流思路的替代方案，因而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推荐序一 米莱视角的现代经济学

文 | 毛寿龙

图 | Unsplash

现代世界是市场经济的世界，也是经济学大师辈出的时代。自1969年开始，经济学领域光是诺贝尔奖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有99位，更不用说很多重要学者未曾得奖。

从诺奖的比例来看，在99位获奖经济学者中，80% 都是追随新古典范式的，也就是哈维尔·米莱所说的主流经济学。这是诺奖得主最集中的阵营，涵盖宏观经济学、计量经济学、金融经济学等领域，如保罗·萨缪尔森（1970年得奖，下同）的新古典综合体系，肯尼斯·阿罗（1972年）的一般均衡理论，罗伯特·索洛（1987年）、保罗·罗默（2018年）的增长理论，尤金·法玛（2013年）、罗伯特·默顿（1997年）的金融经济学，等等。

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其他范式的获奖学者就少很多。比如，交易范式的经济学领域有二位得奖者，他们分别是提出交易成本经济学的罗纳德·科斯（1991年）和系统发展交易成本经济学的奥利弗·威廉姆森（2009年），他们的经济学核心是交易。

选择经济学则是关注选择，认为人的经济活动就是选择。 关注市场选择的有米尔顿·弗里德曼（1976年），他写过《自由选择》，当然他的经济学贡献主要是货币理论。加里·贝克尔（1992年）把经济选择一般化，分析人的社会行为，如婚姻和家庭的行为。詹姆斯·布坎南（1986年）则把选择运用于公共问题的分析，研究公共选择的宪政经济学与寻租理论。

决策范式的行为经济学，关注决策。第一位是挑战新古典理性人假设的赫伯特·西蒙（1978年），他提出了决策的有限理性理论。丹尼尔·卡尼曼（2002年）关注前景理论。理查德·塞勒（2017年）则提出了助推理论。

关注收入分配经济学的，也有很多位学者，其中得奖的是阿马蒂亚·森（1998 年），他的能力方法与正义理论，也很有政策影响。

在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中，属于哈维尔·米莱所青睐的奥地利经济学范式的，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1974年），他是唯一获奖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代表，而且他不是由于奥地利经济学核心理论和方法获奖，他获奖的理由侧重政治哲学与商业周期理论。奥地利经济学大师路德维希·米塞斯、默里·罗斯巴德和柯兹纳等核心人物始终未获奖。

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英国经济学家、政治哲学家

就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结构的简要分析来看，哈维尔·米莱在《经济思想的激辩：凯恩斯、弗里德曼与奥地利学派》一书中对现代经济学判断是准确的，新古典范式占据绝对霸主地位，奥地利学派和其他范式因方法论个人主义与反数学传统被系统性排斥。弗里德曼虽属新古典经济学的“内部革命者”，但其理论必须在新古典框架内形式化方获承认并得奖。整个现代经济学的趋向是，偏好可数学化的理论，排斥过程分析与伦理维度，最终降低政策制定的认知透明度。

所以，哈维尔·米莱的学术勇气可嘉，他的这部著作就以被边缘化的少数派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为起点，对占霸主地位的现代主流经济学展开了正本清源式批判，而且直击凯恩斯的理论和方法，第七章更以“奥地利学派的胜利”为题，作为全书的终章。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政策实践的勇气和魄力。自2023年11月当选阿根廷总统以来，米莱以奥地利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实施新政。米莱新政可以说是教科书级的奥地利学派实践，他彻底贯彻小政府，也就是“政府是市场守夜人”原则，采取的措施有三个方面：财政戒断、货币锚定、市场出清。

他先是将财政“断瘾”，立法禁止央行向财政部融资，通过立法强化财政纪律，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例从38% 骤降至32%，实现14年来首次财政盈余。然后是货币硬约束：放弃汇率管制使官方汇率与黑市汇率并轨，并规划100%准备金制度以根除通胀。这是米塞斯-哈耶克商业周期理论的实践版，要控制通货膨胀，就要控制货币供应。在市场方面，取消大部分税目、废除300多项管制、大规模私有化，让自由价格引导资源最优配置，释放被长期抑制的企业家精神。

和奥地利学派的理想相比，哈维尔·米莱总统的新政实践中的政策有简化和妥协的成分，有些奥地利学派学者因此还批判哈维尔·米莱的改革不够彻底，甚至“不够”奥地利学派，在原则问题上让步。这对作为研究政策的学者的笔者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情有可原的，毕竟哈维尔·米莱的总统身份和他的学者身份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更注重可行性，后者更注重理论的清晰度和完整性。摆在读者面前的《经济思想的激辩：凯恩斯、弗里德曼与奥地利学派》，就是作为学者的哈维尔·米莱的理论著作。该书中文版出版，笔者有幸写序。笔者将在下文重述其论证脉络，剖析理论贡献，然后与各种范式的经济学简单对话，最后也与笔者的秩序经济学展开对话，从而在理论上体现其价值与内在紧张之处，期待与读者商榷。

和很多经济学著作相比，米莱这本书结构相对简单，他从奥地利经济学开始切入，先是批判凯恩斯主义是智识灾难，赞颂弗里德曼为“体制内革命者”，最终论证奥地利学派需补充规模报酬递增方能复兴。简而言之，全书的核心就是奥地利经济学开启序章，然后凯恩斯颠覆、弗里德曼反击，最后奥地利经济学复兴。

米莱认为，凯恩斯通过系统性概念偷换建立的理论体系是伪科学：其一，消费函数C=cY违反预算约束，乘数效应在一般均衡框架下退化为1；其二，“动物本能”论用心理主义取代资本理论，瓦解利率的跨期协调功能；其三，流动性陷阱误读货币本质，实际利率在负通胀下仍为正；其四，劳动价值论倒退背叛边际革命，为成本推动型通胀埋下谬种；其五，政策哲学隐含国家主义，如米塞斯曾斥其为“法西斯纲领”。凯恩斯宣称古典理论是特例，实则自身体系因逻辑断裂无法兼容一般均衡。

在米莱看来，米尔顿·弗里德曼是在凯恩斯理论帝国内部起义的将军，他的永久收入假说使乘数m=1，摧毁了“财政刺激”的神话；他的货币需求函数稳定性重建数量论，证伪流动性陷阱；他的《美国货币史》重解大萧条为美联储主动紧缩所致；他的自然失业率理论终结菲利普斯曲线的政策幻想；2008年伯南克践行量化宽松避免大萧条重演，的确证明货币至关重要。但米莱认为，伯南克只学到了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没学到奥地利学派的结构失衡理论。

关于奥地利学派的复兴议程，米莱书中指出，哈罗德-多马模型因固定要素比例陷入“刃锋困境”，索洛-斯旺模型将技术进步外生，内生增长理论虽引入规模报酬递增，却放弃完全竞争假设。奥地利学派的生产结构分析与企业家发现过程，唯有纳入罗默-熊彼特框架，方能解释现代持续增长。这是奥地利学派避免边缘化、取得胜利，从而重返学术中心的唯一路径。

那么，哈维尔·米莱的这本书，有什么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贡献呢？在笔者看来，首先，在理论上的贡献是重构了经济学的知识系谱。也就是说，米莱著作的价值是知识考古学批判，他恢复了被遮蔽的维克塞尔-米塞斯-哈耶克传统。他透过弗里德曼、卢卡斯、罗默的理论，论证宏观经济学必须回归个体最优化，真正微观基础是奥地利式的企业家发现与市场过程。他整合货币数量论、货币非中性、商业周期理论，为20世纪70年代“滞胀”与21世纪20年代通胀回归提供统一解释，并批判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技术视为天上掉下的馅饼。

在方法上，他做到了历史-逻辑的统一。全书以1929—1933年大萧条、20世纪 70年代“滞胀”、2008年经济危机为关键实验，通过历史深度挖掘实现事后检验。米莱采用文字逻辑而非数学推导，用奥卡姆剃刀揭露凯恩斯模型的概念陷阱。说白了，凯恩斯模型就是把经济差换个名字叫需求不足，再用这需求不足解释经济为什么差，跟没说一样，正确的经济学应该回归米塞斯行动学传统。他认为，弗里德曼的成功正因在凯恩斯框架内战斗，而奥地利学派必须彻底跳出凯恩斯的框架。其政策分析明确挂钩自由伦理，将理论选择与财产权保护、企业家精神相联，诚实地反映经济理论的述行性。

当然，经济学有很多范式。这些范式有比较才有伤害，或者说才有见地的认识。在众多经济学中，新古典经济学是均衡范式。除此之外，配置范式的经济学探讨资源配置效率，交易范式的经济学关注交易成本，发展范式的经济学关注经济增长，决策范式的经济学关注经济决策，选择范式的经济学关注个人选择、集体选择和立宪选择，创新范式的经济学关注创新，制度经济学关注制度，分配范式的经济学关注收入分配。笔者关注秩序，所以笔者所处的领域叫作秩序经济学。

和这些各种范式的经济学对话，我们可以发现米莱的经济学属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或者说他批评主流经济学的武器。至于米莱和均衡范式的新古典经济学，是最激烈的理论对战关系，其碰撞烈度可以说达到最高级，如米莱认为新古典经济学是用数学伪装为政府干预铺路。关系资源配置范式的经济学，也是新古典的特点，均衡就是最优资源配置。对此，米莱认为均衡是不可能的，因为市场是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动态发现过程。均衡模型和最优资源配置是预设全知全能，哈耶克认为它忽视了知识分散性，哈耶克的这一理论就是米莱批评主流经济学的奥地利学派武器。另外，哈耶克认为，市场是自发秩序，米莱据此认为，新古典的分析如外部性内部化理论，是为国家矫正市场失灵辩护。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米莱认同哈耶克的想法：任何建构理性都是通向奴役之路。

科斯是交易范式的经济学的代表。他认为，清晰产权和零交易成本下市场能解决外部性，在现实中，制度设计能降低交易成本。面对科斯，米莱的态度也是奥地利学派的，他认为，既然现实中存在交易成本，就需要彻底实施私有化，包括教育和监狱，让市场内生制度科斯认为法院和法律框架度对产权保护很关键。米莱认为国家是最大的交易成本来源。

发展经济学，有结构主义的，也有新制度主义的。结构主义强调国家推动产业升级、克服“市场失灵”，米莱认为这是“拉美民粹主义陷阱的根源” 。结构主义发展理论家罗默和诺德豪斯（2018年）的内生增长理论主张公共研发投入，米莱的新政政策也是奥地利学派的，他的新政砍掉了科技部，认为创新只能来自企业家利润驱动。新制度主义者阿西莫格鲁（2024年）认为制度决定繁荣，米莱认同他的包容性制度目标，但坚持制度只能自发演化，国家设计必然扭曲。这体现了奥地利学派与诺斯传统的根本分歧：国家是“掠夺之手”还是“制度供给者”？奥地利学派认为，国家只能是“掠夺之手”，诺斯依然停留在诺斯悖论中。

立宪选择范式是布坎南公共选择的立宪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关注新古典方法分析民主程序，布坎南区分了规则选择（立宪层面）与规则下选择，强调立宪民主程序。米莱则关注个人选择，和布坎南一样都捍卫个体自由选择权，主张取消价格管制、贸易壁垒，让个人回归理性选择。不过，在集体选择层次，布坎南认为立宪选择需全体一致同意或超多数规则，米莱在实践中用总统紧急法令绕开国会（其党仅占15%议席），他的2025年央行改革法案两次被国会否决，说明反建构主义在实践中仍需依赖建构程序。

与收入分配的经济学冲突也很大。这涉及经济学的价值基础问题。米莱认为，分配经济学的社会正义是幻象，不存在什么收入分配问题，只有财富创造问题。阿马蒂亚·森（1998年）可行能力理论认为分配正义可提升弱势群体实质自由。米莱新政逆势削减社会福利，导致贫困率提升，森指责其会损害人的基本可行能力。

就笔者的秩序经济学来说，其实哈维尔·米莱的奥地利经济学，不仅是行动的经济学，也是过程的经济学，更是秩序的经济学，所以无论行动范式、过程范式，还是自由范式、秩序范式，都是奥地利学派色彩的，和米莱的经济学都是契合的，所以米莱的经济学理论也有秩序经济学的底色。哈耶克就是典型的秩序经济学家。米莱认为自己就是秩序经济学家，他的改革新政就是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的激进实践。不过，理论上哈耶克自发秩序是演化论，认可传统、习俗的正当性。在实践中，米莱的“电锯式改革”难免有建构理性主义的性质，估计哈耶克也会“担忧”，用总统法令强制推行自由化，本身是用建构手段实现自发秩序目标，存在逻辑悖论。真正的自发秩序应如英国普通法，历经百年演进。不过，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如果以此来要求作为总统的哈维尔·米莱，就未必适当了，他作为总统，是不可能什么都不做、事事等待百年演进的。笔者的秩序经济学就比较重视适时的行动，尤其是制度企业家的行动，但也关心秩序的百年演进。

笔者的秩序经济学强调制度秩序与行为秩序的不匹配及制度企业家的默会知识作用，从这一角度看来，作为制度企业家米莱的理论和实践，是弥足珍贵的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理论和实践。目前的问题可能是，阿根廷社会缺乏支撑市场经济的行为秩序——78% 的中小企业注册企业家连基础管理技能都不具备。这种默会知识的系统性缺失可能导致短期内发展乏力，奥地利学派的制度秩序缺乏行为秩序的默会知识支持的问题。制度企业家若仅靠书面理论，忽视“行为秩序演进需要时间”的默会知识，就会陷入“奥地利学派建构主义”悖论 ——用激进法令强制推行自发秩序。

所以，笔者的秩序经济学会指出，米莱的致命伤在于将“时间”视为敌人而非盟友。真正的制度企业家应如哈耶克所言，是通过司法判例累积、民间契约演化等默会路径渐进转型，而非“电锯式”重构。米莱实验揭示：奥地利学派理论纯度越高，越需要默会知识充当缓冲垫；当制度秩序与行为秩序落差超过社会承受阈值，民主程序必然反噬。这说明秩序经济学很重要：对制度企业家而言最伟大的默会知识，是知道什么时候该“慢下来”。可惜，米莱作为总统，他的制度企业家即使需要慢下来，可能也慢不下来。

总之，现在，哈维尔·米莱以阿根廷总统身份实施奥地利学派政策震撼世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人都奔走相告，本书则彰显哈维尔·米莱作为杰出经济学家的理论底色。在书中，他系统解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迷思，理性捍卫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并力图复兴奥地利学派传统。在公共政策工具泛滥却无效的今天，这场思想激辩尤显珍贵。

对中国读者来说，我们同样面临着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困惑。米莱新政和奥地利学派思想的锋芒或许刺痛一些既得利益，但其对个体自由、契约精神与价格信号的坚持，正是现代国家和政府治理现代化的洪荒之力。在笔者看来，米莱的著作不仅是宏观经济学理论的厘清，更是公共治理的镜鉴，也是治道变革的源泉。因为它警示我们，任何脱离微观基础的需求管理和产业政策，终将导致滞胀，而只有尊重市场过程与企业家精神，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和繁荣。

谨把此书推荐给所有关注市场秩序与公共政策的读者。希望此书能够助您穿透凯恩斯主义的话语迷雾，回归经济学对真实世界的冷峻洞察，重拾对自由秩序的坚定信念。

是为序！

《经济思想的激辩：凯恩斯、弗里德曼与奥地利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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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阿根廷]哈维尔·米莱

译者 王雪梅

出版日期 2026.07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深入探讨20世纪深具影响力的三大经济思想流派的著作。本书回顾了凯恩斯主义、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以及奥地利学派对经济周期、政府干预和市场机制的独到见解。通过对比分析，作者揭示了这些理论在解释和应对经济危机时的异同及其政策含义。

书中不仅追溯了这些思想的历史渊源，还探讨了它们对现代经济政策的影响，尤其是对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启示。作者的预测和建议使得本书不仅具有学术价值，也具有政策参考价值。作者以清晰的逻辑和深刻的洞察力，为读者呈现了一场关于经济理论的精彩辩论，是经济学爱好者和政策制定者不可或缺的理论指南。

[阿根廷]哈维尔·米莱（Javier Milei）阿根廷总统、经济学家、政治家、作家，当过摇滚歌手、主持人、脱口秀演员和电台主播。曾在一些大公司和跨国公司担任首席经济学家，为企业、银行和基金会提供经济咨询和战略建议。自2014年开始出版图书，至今已出版十多本著作，这些书主要围绕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进行探讨。在学术领域，米莱是一名经济学教授，在2016年前已经发表了50多篇学术论文，展现了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深厚造诣。他的写作风格独特，兼具学术深度与通俗易懂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