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历史观察所A 编辑｜历史观察所A 从历史深处回望中世纪的贵族世界，我们会发现一种既古老又顽固的制度逻辑在缓慢运转——它不只是权力与土地的分配方式，更是一种关于家族永续的执念结构。那些看似冷冰冰的法律条文与遗嘱措辞背后，其实隐藏着整个贵族阶层对时间、血缘与财富延续的焦虑与欲望。 01 妇女可能成为世袭遗产的继承人

马约拉兹戈（Mayorazgo）是一种将世袭资产整体化、不可分割化的制度。从现代视角看，它显得保守甚至沉重，但在中世纪贵族强化家族统治的过程中，它却是维系权力结构的重要工具。早期的实践者之一是瓦斯科·德·乌略亚，他在1290年便下令，将家族庄园与财产尽可能整合为一个不可拆解的整体，以便由下一任家族继承者整体继承。这种制度的核心原则非常明确：必须作为整体被继承。 这种封建财产的特殊组织方式，使继承规则往往以长子继承为基础，同时允许通过王室许可、契约设立或遗嘱安排进行调整。换句话说，它既是一种传统秩序，也保留了某种灵活性。所谓不规则马约拉兹戈，正是在这种制度弹性中产生的变体：创始人可以自行指定继承顺序，使家族财产按照特定意志延续。 在这一背景下，唐·桑乔的遗嘱并未展现出特别异常的设计，因为他本人已经继承了两个马约拉兹戈体系（加利西亚语语境下的制度安排）。事实上，他的父母洛佩·桑切斯与伊内斯·德·卡斯特罗早在1461年5月6日便获得恩里克四世授权，从而建立起属于家族的马约拉兹戈体系，为后代的财富延续奠定基础。

随着制度逐渐成熟，家族财富开始以更具系统性的方式累积与扩张。乌略亚伯爵在遗产分配中，利用五分之一自由处置权，将部分财产用于宗教捐赠与善举，以补偿战争与征伐造成的损失，同时彰显对附庸的恩典与忠诚。而其余动产、租金、城堡、堡垒及全部财产，则被完整地留给他的女继承人——合法女儿多娜·弗朗西斯卡·德·祖尼加。 当这一切法律与形式程序完成之后，一个重要事实逐渐清晰：在马约拉兹戈体系中，女性不仅可以被纳入继承序列，甚至在特定条件下，成为家族世袭财产的最终承载者。乌略亚家族的实践，也标志着这一制度开始走向成熟并迈入更复杂的历史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在某些遗嘱附加条款中，还能看到对王权的象征性提及，但往往并不具体指向某位明确君主。例如，当唐·桑乔分配遗产并提及由上帝与我的灵魂分配的款项时，他也提到了对国王与慈悲的象征性敬意，这种表达反映出封建秩序中宗教、王权与财产之间的微妙交织。

02 贵族成为忠诚和为君主权威服务的代名词 卡洛斯·巴罗斯曾将当时那些强势且具有暴力属性的贵族领主称为加利西亚骑兵的新狼。这些贵族既是血统的掌控者，也是地方权力的实际支配者，他们在有限的地理空间中构建起庞大的支配网络，以家族为核心维系统治秩序。 这种秩序建立在三个支柱之上：武力、附庸网络，以及在冲突与反冲突中不断强化的暴力机制。直到伊莎贝拉与斐迪南决定介入这一地区局势，地方贵族的自治状态才逐渐被纳入王权体系之中。

在王权逐渐强化的过程中，这些原本独立性极强的贵族家族，如乌略亚、安德拉德、莱莫斯、索托马约尔、阿尔塔米拉等，被迫或主动地适应新的政治秩序。某种程度上，他们开始学会在服从国王的框架中寻找生存空间。 但这种转变并非彻底的价值重塑。许多贵族仍然保留着旧有的荣誉观与独立意识。例如有贵族明确表示，他宁愿成为一个好绅士，也不愿意以某种卑微的爵位换取政治地位。这种态度，折射出中世纪贵族精神与近代国家观念之间的张力。 蒙特雷伯爵唐·桑乔·德·乌略亚在1505年去世，他的遗嘱语言结构中，既有对王权的象征性承认，也有对家族利益的强烈维护，成为旧贵族世界向新国家秩序过渡的缩影。

与此同时，一些人物如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则在菲利普二世时期展现出更为典型的官僚化特征。他既是探险者，也是帝国体系中的执行者，其经历构成了一种新型国家语言的样本：忠诚、服务与回报开始制度化。 03 经济和紧缩政策 1586年，他担任穆尔西亚王国的大法官、阿德兰塔多与总司令，并在遗嘱中间接提及这一身份。这些经历与忠诚记录，使他随后被任命为科雷希多，负责洛格罗尼奥与卡拉奥拉的治理。

在更广阔的政治网络中，他因与耶稣会士阿隆索·桑切斯的关系，在1589年被菲利普二世任命为菲律宾总督兼总督。这一任命不仅是个人能力的体现，更是王权对忠诚体系的再分配结果。 在君主制逐渐强化的背景下，这种权力流动构成了一个多向交换网络：贵族以忠诚与服务换取职位与财富，而王权则通过任命机制不断巩固统治结构。 他在遗嘱中写道自己将获得高额报酬，甚至以最高达一亿比索的资产回报其服务。这种清晰的经济意识，标志着贵族心态正在发生变化——从挥霍性消费转向更理性的财富管理，这正是经济与节制观念逐渐形成的时代信号。

与此同时，他也积极寻求象征性荣誉，通过证明血统纯正与功绩卓著，成功申请加入圣地亚哥骑士团。他在宣誓中强调：我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自称圣地亚哥骑士团成员。这种身份不仅是荣誉，更是社会合法性的象征。 他的职业生涯跨越军事、行政与殖民治理，其统治区域面临来自欧洲与亚洲多方势力的竞争，这也强化了其军事化治理特征。在临行前，他甚至召集武装人员随行，其中包括其子路易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及多位亲族成员，形成一种典型的家族—军事复合结构。 04 教育相关的知识分子国家实践

到16世纪后半叶，武器、血统、德行与对君主的服务已成为贵族身份的基本构成要素。然而，这一体系开始吸收新的维度——教育与知识能力逐渐成为评价贵族的重要标准之一。 戈麦斯·佩雷斯·达斯·马里尼亚斯在遗嘱中明确要求后代必须接受教育，他强调，只有在童年时期培养谨慎与德行，并接受文学训练，才能真正承担为君主服务的责任。他甚至建议子女至少学习两门学科，以确保未来具备治理能力。 这种思想表明，贵族身份正在从单纯的武力与血统结构，逐渐转向知识化治理的方向。但与此同时，传统的剑与笔之间的张力仍然存在，并在16世纪末愈发尖锐。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遗嘱中有大量篇幅用于讨论教育与继承问题，占据全文近三分之二，这种文本密度本身就说明了他对制度延续的深度焦虑与规划。 05 物质基础上延续血统 在关于财产继承的论证中，他不断强调血统延续的重要性，并将其与对君主制的服务紧密绑定。他认为，家族繁荣不仅是私人利益，更是一种服务上帝与国王的责任。

他指出，财产若被分割，将导致家族逐渐消亡，而完整继承则能保证血统与记忆的延续。这种观点体现出中世纪贵族对永恒家族的执念。 即便在法律与权利限制之下，他仍试图通过制度设计维系家族完整性，并将部分财产优先留给儿子路易斯作为补偿。然而，他在遗嘱中也不乏对女儿继承权的复杂处理，甚至出现与法律规范相冲突的安排，反映出血缘情感与制度约束之间的矛盾。 从更宏观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一时期正处于从封建内战与地方割据向王权集中的转型阶段。贵族群体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自身结构，将旧有血统传统与新兴国家机制融合，既延续旧秩序，又被迫适应新规则。

马约拉兹戈制度正是在这种张力中不断演化的产物，它既是财富工具，也是政治语言，更是贵族世界在历史变迁中的自我延续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