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价格指数不达预期，个中冷暖自知，这个问题不需要再争议。

2024 年消费者价格指数计划目标为 3%，实际仅实现 0.2%；2025 年下调了计划目标至 2%，1—11 月同比持平，依旧是 0.2%。但两相比较，今年的 0.2% 是更弱的表现 —— 因为 2025 年属于货币宽松周期，政策力度加大、补贴规模翻倍。好在 11 月单月录得 0.7% 的涨幅，才算与去年打了个平手。而到了年底，又落到了0.0%。

2026 年消费补贴力度将继续翻倍。

于是有人不禁发问：既然如此坚定地想要抬升消费者价格指数，为何不直接发钞？这是因为中国有一个颇为独特的现象 ：并非货币潜在供应不足。

中国个人银行存款规模天下第一，截至 11 月已高达 2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8%。问题的核心在于，货币并未流向消费市场，居民储蓄率居高不下。

这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

其实无所谓好坏，关键要看中国经济处在什么周期。如果是经济增长期，居民储蓄率高是好事 —— 对整体经济而言，储蓄即是投资，银行加大放贷力度即可盘活资金；但在经济萧条期，尤其是通缩背景下，储蓄率高就是坏事：市场一端是过剩产品不断堆积，另一端是货币以存款形式沉淀、停止流动。企业不愿扩张资产负债表，银行只能持续下调存款利率 ，这正是我们当下面临的处境。

面对这样的情况，政策最优解自然是推动居民存款转化为消费与投资。

这就引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居民储蓄率会这么高？

居民存款的核心构成分为两大类：富人的资产配置型存款与普通家庭的防御性存款。富人存款规模大，不完全是因为财富基数高。美国堪称富人的天堂，但个人储蓄占 GDP 的比重仅为 4% 左右，而中国这一比例高达 115%，二者天差地别。这背后当然有文化心理等多重因素，但中国的症结是遭遇了资产荒；中国实行外汇管制，资金难以大规模外流，富人选择保守的储蓄方式，不失为一种安全稳妥的资产配置。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民间资本对私有经济的发展前景信心不足。尽管《民营经济促进法》已出台，但这部法律尚未形成具备终极效力的条文约束，落地仍以政策导向为前提 。私人资本需要以宪法层面的条款提供保障，这个问题不解决，民间资本就始终缺少安全感。

至于防御性存款在总额中的占比约25-30%，也是个天量级的数据，防御性存款高的背景语言是家庭缺少社会保障托底。

厘清了存款结构，也就清楚了解决问题的方向，单纯靠补贴引钱出洞力度不够，钱没少花，效果有限。

更根本的是要让私人资本有不可动摇的安全感，而不是用一句”下一个百年计划的生力军“去感动它，而对居民的社会保障托底不单纯的经济问题，中国的占比偏低，如何定义制度的优势？占比不等于富有，但反映出了政策的核心价值取向，社会保障体系升级了，如同居民有了一份长期收入的保障。

一个是财产的安全性，一个是生存权的安全性，都是现代文明社会不可或缺的制度性保证，解决了这个问题，释放出银行巨大的个人存款，通缩将立即结束，不用刺激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