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月5日，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对外发布复旦智库报告《冲击与重构：复旦国际战略报告2025》。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吴心伯教授在报告的序言中指出，在特朗普2.0冲击下，多极化步伐加快，美国和西方在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进一步下降，全球南方加速崛起。变局之下，世界在为后美国时代做准备。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今起刊出“世局2026”系列，选刊该报告部分文章，展望“旧格局渐行渐远，新格局轮廓初现”的2026年。

2025年在日本政治进程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继2024年10月丢掉众议院的多数议席之后，在2025年7月举行的参议院选举中，自民党与公明党组成的执政联盟再次丢掉在参议院的多数议席。随后10月份举行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高市早苗当选为自民党成立以来的第一位女总裁，尽管公明党随后退出执政联盟，自民党却仍然得以继续执政，高市顺理成章地成为宪政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带领的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组成联合政权，日本政治社会右倾化呈现加速态势。在去年11月的国会答辩中，高市早苗关于台湾问题的错误言论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反对，导致中日关系陷入新一轮紧张状态。

当地时间2025年10月21日，日本东京，日本国会众议院，自由民主党总裁高市早苗当选日本新首相，并受到议员们的鼓掌祝贺。视觉中国 资料图

一、自民党“双少数”执政、权力运作逻辑未变

参议院选举之后，日本政治在组织形式上出现了显著变化，但其权力运行的基本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性转向。自民党丢掉了在参议院的多数席位，长期联合执政的公明党随后宣布退出执政联盟，不同于1993年和2009年自民党失去众议院多数席位后随即下野的状况，自民党选择与日本维新会进行阁外合作，尽管在国会众参两院成为“双少数”，却仍然能够维系其执政的基本架构。

从制度层面看，这一结果并不违反日本议会内阁制的运行逻辑。日本的政治制度并不要求执政党在两院中同时拥有多数席位，只要在首相指名选举中能够获得相对优势，即可合法组阁。此次自民党之所以能避免下台的尴尬局面，主要归因于在野党的碎片化以及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在野阵营虽在议席数量上有所增加，但长期存在组织分散、政策分歧显著、缺乏统一领导核心等问题，难以在关键政治节点对自民党形成有力威胁（即所谓的“野党共斗”）。自民党在参议院选举中所流失的选票，并未大规模转向诸如立宪民主党等中左翼政党，而是被国民民主党、维新会、参政党等立场更为右倾或更具民粹色彩的政治力量所吸收。这表明，尽管日本选民对自民党的“宴会券”等政治丑闻不满，但他们并非通过“向左转”来表达，而是通过进一步右移来释放政治态度。

在这一背景下，公明党退出执政联盟虽然宣告了维系26年的自公联合政权的终结，但并未削弱自民党在日本政治中的核心地位。相反，它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自民党在外交与安全议题上的内部约束。过去，公明党通常扮演自民党激进政策的“刹车阀”角色。而如今，自民党与政治立场更右倾的日本维新会联合，维新会则开始扮演“踩油门”角色，助推高市早苗在外交和安全保障议题上采取更加激进的政策。

高市早苗 视觉中国 资料图

二、日本政治生态变化与高市政权的诞生

日本自民党在众参两院的双少数困境竟然能够持续执政，高市早苗作为自民党内的极端保守派竟然能够当选总裁，这一系列看似反常的现象都在2025年集中发生，其背后有支持其存在的结构性因素，或者说日本政治生态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发生质变。对此，必须将其置于日本政治右倾化、社会保守化以及政治民粹化相互叠加的结构性背景之中。

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并非以激烈对抗或街头政治的形式出现，而是一种低可见度、渐进式的变化过程。选民在公共讨论中保持谨慎甚至沉默，但在投票行为中却持续支持立场更为强硬、强调国家安全、社会秩序与国家认同的政治力量。大量选民在自我认知中仍将自身定位为“中间派”，但在涉及防卫费增长、修宪、对华强硬立场以及涉台问题时，其实际选择已明显偏向右侧。

与政治右倾化并行的是日本社会整体的保守化趋势。长期经济停滞、少子老龄化加剧以及社会流动性下降，使日本社会普遍形成对不确定性的高度敏感心理。选民并不期待激进改革，而是更倾向于选择那些能够“维持现状”“确保秩序”“规避风险”的政治力量。被认为中间偏左的立宪民主党在参议院之所以没能更进一步，恰恰是选民的这种保守心态发挥了作用，因为立宪民主党的前身——日本民主党在2009年实现了政权更迭，在其执政期间遭遇了“东日本大地震”，日本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包括GDP负增长和经济衰退等。在这种心理结构下，强调传统价值、安全保障和国家稳定的政治话语，天然具有更强的动员能力。

民粹化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在政治实践中，高市早苗善于借助高度象征化与情绪化的议题进行动员，把复杂的结构性问题转化为易于理解、便于传播的政治叙事。无论是围绕外国人问题，还是强调日本“被轻视”“必须强硬回应外部压力”的论述，其核心目的并非提供精细的政策方案，而是构建明确的“我们与他们”的政治界限。这种策略在学理层面或许不够严谨，但在现实政治中却极具动员效力。参政党作为民粹主义政党能获得大量支持，背后离不开这种思潮的推动。自民党虽非民粹政党，但存在高市早苗这类民粹型政治家。因此，在其执政期间，选民将对参政党的支持转化为对高市内阁的支持。

高市当选首相后，其内阁支持率一直维持在70%—80%的高点。高市本人的民粹主义操弄手法或许能够解释其高支持率，即使用“对华民粹主义”（煽动民众反华情绪）和“税金民粹主义”（承诺短期内不增加消费税）两个杠杆来获取民众的支持。就其实际推行的政策来看，民众并没有对其给予较高的评价，市场也对其政策做出负面反馈。例如，尽管日本银行在去年12月下旬做出加息的决定，但是日元贬值的态势仍然没有得到缓解，这从侧面说明其政策并没有显著效果。至于其高支持率还能维持多久，那要看其经济政策是否奏效以及民众对其政权的耐心指数。

三、高市涉台错误言论负面影响中日关系

高市早苗出任首相后，其执政风格迅速展现出高度连贯性。她在言辞和政治姿态上延续了竞选时期的强硬立场。这种风格在短期内有助于稳固核心支持者，也符合当前日本政治环境中对“强势领导”的期待。

然而，这种执政风格也具有风险，其在涉台问题上的错误发言便是其中一例。2025年11月7日，高市早苗在国会答辩中声称，日本或将台海冲突视为“存亡危机事态”，并行使集体自卫权介入。这一言论立即引起了中方的强烈反应，认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并违反了中日间政治文件的基本原则。高市显然尚未完成从“竞选模式”到“执政模式”的角色转换：竞选时可用煽动性语言争取支持，但成为政府首脑后，其所有公开表态均会被国际社会视为政府官方立场。高市仍以争取媒体关注、迎合保守选民的方式处理高度敏感的国家安全议题，这不仅缺乏应有的政治责任感，更使日本政府陷入被舆论牵制的境地。

从法理层面看，高市的发言存在对“集体自卫权”概念的明显混淆与滥用。根据日本政府长期以来的官方解释，日本虽在形式上享有《联合国宪章》第五十一条所规定的集体自卫权，但在宪法第九条框架下“享有但不能行使”。直至安倍政府时期，日本才引入“存亡危机事态”这一高度限定概念，为行使集体自卫权开辟了极为狭窄的制度空间，且这一制度设计本身就被认为主要针对日美同盟框架下的情形。

即便依据安倍政府时期的解释，台湾问题也不构成行使集体自卫权的适用对象。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事务范畴，并不存在“援助遭受攻击的他国”这一前提条件。集体自卫权是《联合国宪章》赋予主权国家的权利，而台湾并非联合国承认的所谓“国家”。高市将“台湾有事”直接与“存亡危机事态”相挂钩，这本质上是以政治意图取代法律推理、自行制造安全威胁的行为。

高市涉台言论绝非偶然失言，实则是其长期政治立场的集中彰显。在担任首相之前，她便多次公开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且在竞选期间将相关主张作为争取保守选民的关键手段。其上台后，在内阁与党内的人事布局中，明显向亲台派政治人物倾斜。此外，前述日本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化，为高市的涉台冒险提供了现实土壤。近年来，“中国威胁论”在日本媒体与政治话语中被不断放大，“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逐渐被塑造成一种“政治正确”。在此种氛围下，涉台强硬表态不仅未受到实质性约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获得舆论支持。

高市执意推行“台湾有事论”，还服务于其扩军与强化防卫力量的现实政治诉求。通过渲染台海紧张局势，高市为提高防卫预算、加速军事部署寻求正当性支撑。这种做法进一步加剧了中日关系的紧张。在中日关系层面，高市涉台言论已对双边政治互信造成实质性损害。尽管日本政府反复宣称“基本立场未变”，但近年来日方在官方场合回避完整重申《中日联合声明》等政治文件，客观上造成中日政治基础持续被侵蚀的局面。

高市早苗涉台表态迅速引发中方强烈反应，其影响并未局限于外交层面，而是向经贸、人员往来及社会认知等多个领域扩散。中日关系由此前相对可控的低烈度摩擦状态，转向高度敏感、低信任的新阶段。对高市内阁来说，中日关系的阶段性紧张在国内政治层面或许能产生一定动员效应，有助于巩固其强硬形象。但从中长期视角来看，则不得不说这是一种战略误判，其负面影响或将持续较长的周期。首先，高市并没有预想到其“不经意的失言”会招致中国政府如此强烈的反弹，中方的反制措施已经在事实上影响了日本经济；其次，高市并没有预想到美国没有在这次中日外交对抗中站在日本这一边，没有美国的明确支持则让日本外交在国际舆论场上面临更大的压力。

高市早苗 视觉中国 资料图

四、结语

总体而言，高市早苗政权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社会保守化以及民粹化在特定阶段的集中体现。其执政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在现有政治结构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这种政权形态本身也高度依赖特定政治环境，一旦内外条件发生变化，其稳定性将受到严峻考验。

高市能否实现长期执政，关键不在于其立场是否足够强硬，而在于其是否具备将动员型政治转化为治理型政治的能力。作为“双少数”执政党的领导人，她需妥善处理府会（政府与国会）关系、党际关系（自民党与日本维新会）、政官关系（特别是与财务省官僚的关系）以及对外关系（如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

客观来说，当前日本国内对高市内阁的支持率确实维持在高点，但更多体现为民众的愿望思维以及民粹情绪的推动，接下来其稳定执政的关键在于是否能够真正满足民众对其解决经济社会困局（通货膨胀、财政赤字、实际收入下降等）的期待，例如日本在面对持续的通胀压力时，尽管名义工资有所增长，但实际购买力仍在下滑，这要求政府和央行采取有效措施以稳定经济并提升民众的生活水平。通过煽动民粹来消费中国，或者说寄希望于对中国强硬来赢得民众支持的策略短期内或许会有效果，但是从长期来看未必能够奏效，如不能妥善处理还有反噬内阁支持率的可能。

（王广涛，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副主任、副教授。本文原标题《高市执政与中日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