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罕琚

1987年，堪称一年一度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关键转折点。这一年，伴随赫伯特·冯·卡拉扬的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一跃成为风靡全球的音乐文化名片。此后经年，这个起源于宫廷时代的古旧习俗在历史变迁中逐渐形成“传统”，并一度借着全球化时代的信息传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生态位，成为古典音乐界的一个超级品牌，每年发行（剪辑后的）实况录音录像产品。在中国，中央电视台于1987年首次引进音乐会录像，两年后，音乐会开始被卫星实况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及其周边自此成为我国广大观众对于“高雅艺术”的基本印象之一。

不过，真的有一种时尚可以一直流行40年吗？2024年的数据显示，在欧洲市场，收看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观众群体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出意外地成为占比最高的人群。这固然与古典音乐似乎受年轻群体冷落的行业现状息息相关，但或许也和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本身比较陈旧温吞的形式有关。维也纳的传统既是馈赠也是枷锁：即使是再大胆的曲目编排，以施特劳斯家族为代表的维也纳圆舞曲仍然占据曲目中的大头，而它们听起来确实都差不太多——很大一部分作品确实没太多艺术性，甚至可以说偏于单调。

面对曲目存在的同质化，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主要应对办法是请来不固定的明星指挥家，并根据其要求和个人特点安排略有差异的曲目。这一安排正是始于1987年——那一年，指挥界的“商业帝王”卡拉扬登场，彻底改变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方方面面。此后经年，维也纳新年音乐会逐渐成为“明星鉴定器”与“市场风向标”，指挥家由此成为音乐会每年的最大亮点，毕竟能够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本身就是对一位指挥家商业价值与行业地位的高度认可。

寻找一位“出圈”的明星指挥家作为“新噱头”，是近年来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这个“旧品牌”尝试跟上时代需求的战略方向。2017年，彼时年仅35岁的指挥明星杜达梅尔登台执棒，是1987年以来最年轻的面孔，开启了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新明星”时代。另一位同属德意志留声机唱片公司旗下的指挥巨星尼尔森斯于2020年登台；2026年新年音乐会终于轮到了“画风”最为独特的雅尼克·尼泽-瑟贡，他现任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与费城管弦乐团音乐总监。

以“时尚”或曰“网红”形象著称的尼泽-瑟贡为新年音乐会确实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气质，这很新奇很鲜明，但未必很有说服力。他标新立异的着装、在《拉德茨基进行曲》时亲自下场互动的举动，还有舞台上那个献给演奏中爱人的偷偷一吻，是许多观众热议的话题。曲目方面，“女性”标签被当作曲目中的一大卖点：奥地利女作曲家约瑟芬·魏因利希的作品《塞壬之歌波尔卡玛祖卡》与美国非裔混血女作曲家弗洛伦斯·普莱斯的《彩虹圆舞曲》，还有约瑟夫·施特劳斯标题打眼的《女性尊严圆舞曲》。其中，普莱斯是尼泽-瑟贡大力推广的作曲家。这是否是美式“政治正确”的风吹到了维也纳？当然，这些作品多少提供了一点新鲜感，只是这些作品的音乐语汇并不鲜明，缺乏让人过耳不忘的天才乐思。

如今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变得有些像古典音乐界的“年度明星大秀”：虽然没有可以与之匹敌的节庆“IP”，观众对其认可度仍然较高，但每年投入海量资源打造的节目都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如今，《蓝色多瑙河》与《拉德茨基进行曲》的演奏完全沦为了一种仪式般的无意识重复，这不是请一位或几位受到年轻群体欢迎的流量明星就可以改变的。或许，只有突破曲目安排上顽守舞曲小作的桎梏，在艺术策划上革故鼎新，维也纳新年音乐会才能真正改变审美疲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