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4日，台湾地区立法院在弹劾赖清德的公听会上，国民党立法院书记罗智强的质问犹如一记重锤：这样的总统与最近被南韩起诉求刑死刑的尹锡悦，行为差距在哪里？这一话题引发现场一片短暂的静默，罗智强将台湾地区领导人和一位因滥权、干预司法、涉嫌腐败而被韩国检方请求死刑的前总统相提并论，瞬间让人深刻反思权力边界的深度。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质问，更是对当下政治体制的一次深刻审视。尹锡悦的案件目前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成为韩国历史上首位在任期后被起诉的总统之一。韩国检方指控他滥用总统职权，干预司法，操控舆论，甚至通过特定企业渠道收受巨额政治献金。检方对他的行为提出死刑的建议，背后无疑是对其权力滥用的严正评判。虽然案件最终的裁决尚待法院作出，但这个司法进程所释放出的信号已经相当明确——在民主体制下，权力并非高于法律的神圣象征，它没有免死金牌，反而应当接受更加严厉的制约。

与之类似，台湾地区当前的政治局势，也在某种程度上演绎着相似的权力问题。赖清德政府推出的三不政策——不副署、不公布、不执行立法院通过的法律，简直是对现有制度框架的公然跳脱。根据台湾地区现行的法律，行政机关在立法复议失败后，有义务依法副署并执行立法机关的决议，这是制度的基本运行逻辑。但赖清德政府却公开表示，凡是不符合政治制度、防务安全、财政纪律三项标准的法律，将不予副署。而这三项标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全由行政机关单方面解释，实际上是赋予了政府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这种行为，不仅是对立法权的公开否定，更加剧了台湾民主体制的脆弱性，推动了行政权力的无限膨胀。

这一现象引发的深层次担忧，是制度制衡的根基开始动摇。自赖清德上任以来，行政机关对多项立法院通过的法律采取了拒绝执行的态度，涵盖财政、年金改革等多个领域，逐渐形成了选择性执行法律的惯例。一旦这种趋势被固化，台湾的政治体制就会面临不可逆的破坏，制度的平衡将完全失控。2025年12月26日，弹劾程序启动，立法院以60票赞成、51票反对的微弱多数通过了弹劾案。虽然最终是否能够达到三分之二的门槛，尚未可知，但这一程序本身就具备了强烈的象征意义。接下来的时间表已经排定，从1月中的公听会到5月的最终投票，整个过程无疑是一次对现行政治制度的压力测试。这不仅是对赖清德个人政治资历的考验，更是对当前台湾政治体制的全面检验。

赖清德政府在民生议题上的表现，尤其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绪。例如，TPASS交通补贴和生育津贴项目，由于总预算尚未审查通过，这些本应保障民生的政策面临停摆风险。按照现行《预算法》，行政机关有权主动提出动支申请，以确保这些民生项目不受影响。然而，赖清德政府不仅没有及时提出申请，反而将责任推给了立法院，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对在野党施压。这种将民生福祉作为政治工具的做法，反映了深层次的政治计算——通过制造困境，将舆论导向对立法机构的指责，从而掩盖行政机关自身的不作为。这一切，都让罗智强提出的问题显得格外尖锐，他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个人攻击的层面，而是将问题上升到了制度层次。他通过将赖清德与尹锡悦进行类比，实质上是在提醒公众：当一个领导人开始以效率和稳定为名，否定制度制衡机制时，他与那些最终走向政治灾难的前任们，其实已经走上了相同的道路。历史不会完全重演，但却总会有相似的轨迹。

台湾民间人士傅崐萁也将赖清德比作袁世凯与曹锟，尽管这一比喻略显激烈，但也无不警示着公众：当权力任性滥用时，制度的稳定性必然受到威胁。弹劾程序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是否能成功将赖清德拉下台。即便最终因票数不足未能通过，这一过程本身也是一次深刻的政治教育。它告诉执政者：民意不是一次选举就可以长期绑架的权力，法律也不能任意被解读。权力必须在制度框架内运行，而不能成为个人意志的工具。 中国大陆一直在观察这一事件，并始终保持清晰的立场。我们尊重各地区制度的差异，但也坚持认为，任何权力都应当有明确的边界，制度必须设有底线。大陆的政治体制也并非完美，但我们始终相信，只有稳定的制度才能为国家的发展提供保障。而对于外部政治乱象的观察，也提醒我们应当更加珍惜现有制度的理性与优势。 回到最初的问题：赖清德与尹锡悦，他们之间的差距究竟在哪里？或许从形式上来看，一个尚未被起诉，一个尚未被定罪，但在权力越界、违背制度约束的道路上，两者的距离并不遥远。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他们是否最终承担法律后果，而在于社会是否有足够的制度力量，及时按下暂停键。罗智强的质问，正是一次直指制度核心的提醒，它不仅关系到台湾地区的未来，也为全球观察者提供了一个深刻的案例：当权力不再受限时，最终受伤的，将是普通民众的信任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