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斌：团结基因的滋养

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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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确立的奥林匹克格言，127年后经国际奥委会全会投票通过修订，在“更快、更高、更强”之后，新加入了一个词——Together（更团结）。于是，格言的呈现形式就变成了“更快、更高、更强——更团结”（Faster，Higher，Stronger——Together）。巴赫主席解释说，“当前，我们更加需要团结一致，这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疫情，更是为了应对我们所面临的巨大挑战。当今世界彼此依靠，单靠个体已经无法解决这些挑战。”

单从词意上细究，Together这个单词虽然以-er结尾，有读音和字形上的协调美，却是个副词，也没有如“更快更高更强”那层比较级的意思。中文直译是“在一起”、“以团结”或“四海一道”，而官方翻译成“更团结”，应是从口号角度考虑与前三“更”的延续，琅琅上口，方便传颂。但这新增的“更团结”，却并非只是四“更”之一，而是对这句格言乃至于奥林匹克的使命认知，有了一个重要的超越。

为什么这么说？我注意到，有一些评论援引巴赫一个月前在线上会议时所作的修订提议，说“更团结是作为当下实现更快、更高、更强的路径”，这个看法，我不认同。

以破折号连结，而非简单并列，一方面当然可以解读为“以团结，来达致更快、更高、更强的目标”，但更恰当的理解应该是——（让人类）“更团结”是奥林匹克运动更深一层的目的。

这当然也绝不只是呼应疫情或当下。新冠疫情只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在眼下的具体体现之一，贫困、气候、安全、公共卫生、恐怖主义等诸多巨大的、长期的挑战，都呼唤着人类团结在一起，携手同行。或者以奥林匹克格言的拉丁语翻译communiter的字根来讲，是更有共同体精神——可以称之为“与共”。

也就是说，修订后的新表达，表明了一种希望，即对于奥林匹克运动而言，团结本身即为目的，而不只是达成其它目的的方式。认识到这一点，是对团结价值的认知进步。这不光对于奥林匹克或者体育运动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并且还具有更广泛的启发性。

首先，这种认识能帮助人们摈弃“一切为了打败别人”的粗暴竞争思维。以团结为目的来理解“更快、更高、更强”，能帮助更多人看清楚头脑中常有的一种对竞争的误解，即竞争总是应以 “打败他人”作为目标。“更快、更高、更强”，要弄清楚是跟什么比较而言的“更”，可不能粗暴地肤浅地偷换成是“比他人更快，比他人更高，比他人更强”。打败别人，取得锦标，不是奥林匹克精神的实质；超越过往，战胜自我，突破想象，挑战极限，才是这“三更”的真正精髓。

奥林匹克体育运动中，选手之间、队伍之间、国家之间所开展的竞争，是要激发更大的创造、进步与突破，而非阻碍它们，更不是内卷空转或零和博弈。就此而论，“三更”是在比肩、并肩中实现的带有进化意义、发展意义的“更”，属于全人类，促进“更团结”。本质上看，破坏团结才能达到的“赢”，一定有违道义，一定难以持续——这，当然不仅局限于体育领域。

进一步地，借由奥林匹克格言引发讨论的新契机，我们更应该努力树立“团结作为第一性价值”的“与共”新思维。以管理而言，我们过去讨论组织行为中的团队时，经常将重点投射在如何实现团队整体更大的成效，使之超过团队成员个体的成效加和，而更少关注团队成员在一起的相处状态，本身是否符合某种“善”的标准。这就自然而然地将团队彼此相处的状态看作第二性的价值——它必须要服务于成效（成果、效率）这个第一性的目标（就如同“更高、更快、更强”），使之最大化。于是就意味着，如果效率最大化不要求团结，或者不团结反而能带来更大的效率，那么团结就不应必被考虑，或者应该被舍弃。这是对管理致力于何的相当不完整的理解，也是人之组织反而将人异化成“物”的一种体现。

超越这种理解的更高追求，应是将更团结的团队、更与共的社会、更共同体的人类，本身作为第一性目标。于商业如此，于体育如此，于经济、政治也是如此。而检验是否“管理向善”，其中一个关键的试金石，就是看一个组织的管理制度与文化是否促进着更团结的社会群体，并向外输出着更以团结为目标的社会成员。

教育亦是如此，甚至更为重要。特别是因为教育本身带有“基因滋养”的重要作用。这里的基因，喻指的是人们代代传继的价值倾向、动机信念。我们说教育工作锤炼品格，养成习惯，可以形象地说，这就是在进行着非生物遗传方式、却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基因滋养。教育的开展、师生的互动、制度与文化的影响，都可以成为一个激励的过程，深刻地影响到青少年未来作为社会成员的动机、习性和特质。

从这个角度看，促进人们更心向团结、更愿意团结、更有能力创造团结的“基因”——我称之为“团结基因”，却没有得到教育者的足够重视，缺乏“滋养”；或者在滋养的尝试中，不甚得法。

观察一下，什么是当下学校和教师心目中的“更快、更高、更强”？是更好的学习成绩？更高的升学率？更多的科研成果？即使是课业学习，学校是否重视学生们以“习得团结”的方式进行努力，进行贡献、探索与创造？特别地，教师是否愿意并善于以“共进、共创”的方式衡量学生的成绩，包括对他们为团队做出的各式贡献予以积极的肯定？还是更加突出学生与学生之间的比较、争锋，让学生更回避合作，不愿意也不善于团结共事，造成越来越多的“习得性独行”？

当我们看到学生们的内卷构成大量的“无用功”或者“低效努力”时，更要认识到内卷不仅是资源浪费，更是对于团结基因的破坏、抑制。

今天的科学研究、工程技术、人文探索和管理经营，比起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更多人的团结合作，才能取得实质性进步；今天的家庭、组织、社会、乃至世界，没有哪一个缺少了基本的团结与共，还能拥有可持续的未来！

教育，以及和教育同样能够影响人、塑造人的管理，都努力去实现团结基因的滋养，应当说是当务之急，是发展必需。

奥林匹克格言的修订，不是增加一个修饰副词那么简单，而是关乎人类的未来需要我们“与共”而为的理智判断和激情呼吁。我希望她也同时能唤醒更多的管理者、教育者，能在具体的组织实践和育人实践中，切实加上“更团结”作为核心目标之一，让团结基因的滋养，成为我们每个组织、每个人都每日践行的自觉追求。

【杨斌：长安街读书会主讲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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