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焱｜赛富亚洲投资基金创始管理合伙人

近日，泉果视点发布了与赛富投资基金创始合伙人阎焱的访谈精编。

这场对谈中，“人”，最终成为了探讨的高频词：

阎焱将这类能力的核心，归于波兰尼提出的“不可言明的知”（tacit knowing）——这个Tacit Knowing，既是“从获取信息到做出决策之间最关键的‘最后一公里’”；也是那些“无法被简化为数据模型或标准清单的‘直觉和手感’”。

以下是阎焱第一人称视角访谈精编（有删节）：

和大家简单讲讲我这些年做投资的一些体会。

其实我一开始不是做投资的，这些年来做过很多职业：当过农民、工人、运动员、当过政府官员、也当过学者，最后才开始做投资。这么多年，能够靠钱来挣钱，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但也是一个特别幸运的事情。

我在北大社会学系读书的时候，讲过一句话：有人问我说“什么叫社会学”？我说社会学就是“一半常识，一半废话”，后来这句话，在系里边流传了很多届。

直到我改行做风投，我才突然意识到，对我最有帮助、对投资最有帮助的就是社会学。

我不是在鼓吹社会学。

因为做投资，归根结底就看两个素质：一个是看事，一个是看人。

作为一个专业投资人，其实我们在对商业模式的判断、对现金流的分析上，基本上你在这里面摸爬滚打几年，很少会犯大错。

但我们在对人的判断上，往往差了十万八千里。而社会学的训练，其实对看人特别有帮助。

我过去每一个项目都要去公司实地访问，现在公司的规模大了，一年要看1000多个项目，不可能每个项目都去看。但是每一个公司，我们决定要投的话，我一定要见一下创始人。

为什么一定要见创始人？

这就涉及到哲学家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提出的概念——不可言明的知（tacit knowing），他认为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宝贵的东西。

我们亲眼见到一个人，觉得他好不好，很多时候是无法用语言来描述的。举个最直白的例子，男生女生谈恋爱，有些人长得很帅，家庭条件也很好，但是总觉得哪儿不对；有些人是你只要看一眼，就是一眼万年，就像诗里边讲的，“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做风险投资也是这样，有时候你看到一个好项目，身上会起鸡皮疙瘩，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这个项目一定要拿下，这人特别值得投。

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案例。我们最近有一个项目在中国香港上市，是目前全球最大的生产第三代半导体碳化硅外延片的公司。我在2020年见过这位创始人，只见了一次，我就决定投了。

有时候说不出来的，就是这种感觉。

一个好的、优秀的投资人，一定要有这种嗅觉，要有这种sense。

我也见过许多高材生，读书很好，智商绝对没问题，但他就是缺乏这个sense。

除此之外，我被问得最多的一个问题是：投资或者创业成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这个问题，每个人都见仁见智。

我自己的答案特别简单——投资最终成功，最重要的就是别进大坑，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

无论是做投资、做企业，我们都无法避免犯错误，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别进大坑。一旦进了大坑，基本上再翻盘就很难了。

所以有时候问起来说投资这么多年，最骄傲的是什么？我想可能就是，这些年我没进过大坑；另外我比较骄傲的一点，是公司没有一个人因为职业道德的问题出过事。

那怎么能够在投资的时候，有这种警觉和理性？

我看到网上说我是一个特别冷酷无情的人，其实完全不是，我是一个情感极其充沛的人，要不怎么读社会学……

但我会把职业和个人的生活分得很清楚。在工作中做到完全理性，在个人生活上完全是真情实感的流露。

比如我投资30多年，从来没有投过我的亲戚、同学。

李国庆是我北大的学弟，我很早的时候就跟他讲，夫妻俩做生意别做一个公司。我觉得创业其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而且创业是你要做好，是一个非常孤独的过程。家庭是需要有温情的，需要能够在一起提供情绪价值的。如果你把家庭的这个温馨、温情的部分和事业需要理性的部分混在一块儿，大概率不太行。

当然，这只是一个场景。在投资中，能够区分直觉和感性的边界，能够保持清醒很重要。

在我个人看来，创业能否成功，绝大部分与创业者的特质有关：

一个是头脑聪明，一个是性格。

其中性格的关联性，可能要更大一些。

首先，头脑聪明分为很多种：有的人是Book smart（读书聪明），有些是Human smart（处世聪明）……

在互联网时代，创业成功的人，大概率要有Street smart（街头智慧），马云就是典型的代表。

但是在AI年代，成功创始人的风格变了——基本上都变成了硬核的理工人才。如果现在创业，还只是凭着街头智慧，成功的概率很小。

还有几个东西，也是我比较看重的：

首先，诚实和正直，在我看来是最稀缺、最珍贵的两种品质。

我觉得所有不诚实的人，最终都不可能成大事。

当然，现实中，不诚实的人能不能赚钱？答案是不仅能赚钱，而且往往比诚实的人赚得更快。

但赚钱是一回事，能走多远是另一回事。把时间轴拉长来看，不诚实的人很难做长，很难把一个企业做伟大。

第二，领袖身上要具备两种气质：一个是“传教士”的气质，一个是“杀手”的气质。

先说说“传教士”的气质。

在创业初期，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要带领一群人坚定不移地往前走，靠的就是一种近乎信仰的信念。

马云就是“传教士”气质的典型，阿里大概有十年的时间都不赚钱，但即使在最艰难、最穷的时候，他都保持着一种特别优秀的品质——就是对自己所做的事的信念，要让这个世界上没有难做的生意。

关于“杀手”的气质，是指我会比较看重领导团队的决策能力和决断性。

我觉得“磨叽”对企业来讲，就是一个“瘤子”；我特别不喜欢决策时扭扭捏捏，下不了手的人。

我用词可能不太妥当，但我说的都是真心话。有时候我故意用词稍微激烈一点，主要是为了加深大家大脑皮层的印象，让大家记得住。

要完全总结出来一套看人的指标，其实挺难。因为很多东西是不能量化的。

就像我前边提到的，这是一种“不可言明的知”。我没办法把这个感觉，完全传递给我的合伙人。

有人说，为什么我看人比较准？

我想，第一个，我年纪大；第二个，我爱读书；第三个，我会看面相。网上有很多我的视频，流传最广的一个，是我说我会看面相。其实“面相”是有点道理的，不是有句话说：一个人30岁之后，面相都要由自己负责。如果是个好人，正直、诚实、可靠，可能也会表现出来。

判断创始人这方面，还是需要多读书、多经历、多见人感受。

我们当下正处在一个大的变动之中，我想所有人都需要重新去思考和定位一些东西。

因为AI对人的淘汰是不知不觉的，如果没有身在其中、持续去学习，被淘汰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知道。

但我觉得，现在很多关于AI的焦虑，被传播给放大了。

AI对就业的冲击是肯定的，但未必会从绝对值上减少工作机会。

对于我们来讲，AI对于职业的冲击，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是否会被替代的讨论背后，更大的问题是工作性质的转变（job shifting）。

未来可能70%的基础投研工作，要被AI替代掉；

那些单纯靠快进快出的交易赚钱的东西，我觉得很快也会被AI替代，信息量正是AI的优势所在。

我们思考的转变，可能就是要去做一些更深入的研究，不只是基于一些available data，而是真正把研究做得很深刻，以及去看一些更加长期的东西，AI不具备这方面的视野。

在今后的10年里，AI很难代替一流的人才，未来50年可能也很难。

我甚至觉得，AI永远不可能替代投资这个行业。因为做风险投资，涉及很多实地考察、交流，涉及对企业早期阶段的判断。一个技术或企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那么多的数据供AI去研究。

所以我天天看着别人焦虑，自己呼呼大睡。

我觉得，对于我们做投资的人来说，可以有压力；但一定要想清楚，这个压力来自于什么层面，同时又会带来哪些新的机会。

千万不要只听别人说什么，放大自己的焦虑。

三重科技浪潮的影响下，我们投资的逻辑，也发生了根本性改变。

真正有价值、高回报的投资方向，会是在“0-1”的原创性技术领域。

互联网时代，我们的优势在于：第一个，中国有廉价劳动力；第二个，中国有巨大的市场；第三个，有街头智慧的互联网创始人。

我最近去了欧洲，美国，日本……世界各地转一圈回来，我的结论就是，未来10年里的硬科技大势中，基本上机会只属于两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

首先，中国有全世界最大的、经过系统训练的工程师队伍。

我们每年毕业的理工科学生，比美国、欧洲和日本加起来还多。

第二个，人力成本依然很便宜。

我们总听到国内的企业花了多少个亿，把一个做AI的人才挖过来，但这都是极少数的案例。整体上，中国技术人才的成本仍然比美国便宜10倍。同样一个机器人，日本做出来的成本是我们的10倍。

第三，中国供应链的完整性，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

我们要做机器人，从杭州到宁波那条路上，从电机到制动到关节，全产业链都有了。

我们自己也有一个特别好的案例：

我们在硅谷投了一家做锂电池的公司，叫Amprius，在美国做了很多年，结果因为业务领域比较敏感，美方要求把中美的业务拆分开。最后，我们把中国的业务放在了南京、无锡。

结果发现一个问题，美国的业务分拆出去以后，没办法生产了。

因为做锂电池的四大基础材料：正极材料、负极材料、薄膜、电解液——美国一个完整的供应链都没有。要把整个供应链从零开始做起来，没有20年时间下不来；而且做出来以后，成本是我们的20倍。

最后，我们只能把中国的公司变成美国最大的供应厂，把所有材料都生产好运到美国去，只在美国组装。

各种优势综合起来，这就是中国在硬科技时代，依然有巨大增量的原因。

最后，分享一个我们内部最近比较有趣的讨论——赚大钱靠什么？

是靠自己的才能？团队的力量？还是靠天才的领头人？

最后的结论是，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几乎所有赚大钱的机会，都是靠“大势”，靠“认清时代运行的动力是什么”。

而科技进步，就是这个时代最大的势。

我们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科技革命。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实际上是三重科技浪潮的汇集：人工智能，机器人，和生物基因革命。

在我看来，它带来的机会和体量，至少是十倍乃至百倍于互联网。

最直观的一个例子，互联网技术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但是并没有带来生命的显著延长。而生物学和基因研究经过过去50年的长足积累，在2025年迎来了一轮集中的爆发。

我们的父辈40多岁就已经进入中老年，而现在如果你40岁，可能刚刚进入人生最好的时期。

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公司造出来一种药，让人们的生命能够延长几年，有更多的时间去跟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在一起，你说这公司值多少钱？现行的估值方式，可能对它都不起作用了。

其实回望历史，几乎所有大的变革，都是基于最基础的物理学、化学以及电子学上的突破。

比如我们今天穿的化纤衣服，是得益于化学的进步；十四亿人能够吃饱吃好，离不开农学育种的进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就是当代最伟大的贡献之一；互联网的背后，是基于物理学的突破；我们今天能随时和海外亲友免费视频通话，背后是一代代通讯技术的迭代。

几十年前，我在美国读书那会儿，攒一整年的钱，就为了春节给家里打个电话——1分钟12美元，我记得很清楚。所以一到过年，全家老小都会围在电话机旁，说上几句话就觉得亲情溢满，我们现在早已经对这种时刻习以为常了……

当我们身处历史大势之中，确实很难感受到它；只有经历过，拉开一段距离回望，才能品出其中的分量。

我们做投资，尤其是做VC投资，需要站在历史大势的前边，投在市场共识的前边。

我们当年投盛大的时候，陈天桥已经接触了30多家基金；我上午10点钟在浦东跟他见面，12点半就签了投资协议。

但这个投资不是偶然，我们对这个行业的理解和推演，已经做了很久。那时候全世界还没有online gaming（网游）的概念，我们在此之前看过两家韩国的网游公司，有一家我们都准备投了，结果对方临时改变了政策，所以我们来谈盛大。

今天美国有3家汽车制造公司，但在汽车产业的初期泡沫阶段，美国有280多家汽车制造公司。技术突破，产业出现泡沫，然后破灭，然后慢慢再起来，这是一种发展规律。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互联网，经历了它从兴起、泡沫，再到泡沫破灭，然后真正在企业中生根发芽直到长大的全过程。

这轮科技革命，面临着不少的泡沫担忧。

但回溯人类历史，几乎所有新科技的出现，最初都是以“泡沫”的形式亮相的。

20多年前，互联网面临的“泡沫”争议，比现在还要大。

从技术周期到商业爆发，再到赚钱，总有一段被多数人低估的模糊地带。

责编｜林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