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振居民消费、推动消费增长驱动模式从政策依赖型向内生动力型转型，需聚焦收入分配、消费意愿、家庭负债三大核心痛点，立足五大维度构建协同施策体系，推动消费增长模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充分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支撑效能。 ]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明确重提“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该表述清晰传递出未来五年我国着力提振居民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核心政策导向，为消费市场高质量发展划定核心主线。相较于笼统表述或者具体量化目标，本次目标设定更具科学性与务实性——既充分兼顾我国经济转型升级阶段的客观实际，避免设定过高过急的发展任务；又保留充足的任务约束性，倒逼各项促消费政策落地见效、形成协同发力格局。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提振正处于历史性关键转折期，消费增长驱动模式正逐步脱离以往依赖国补、消费券等短期刺激性政策拉动的传统路径，转向培育收入支撑、消费意愿、场景供给等内生动力的长效发展模式。这一转型的核心是通过分配端改革，破解居民“不敢花、不愿花、没钱花”的深层制约，最终实现居民消费从“被动响应”向“主动参与”、从“不敢花”向“放心花、愿意花”的根本性跨越。

居民消费率由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居民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与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两大核心维度共同决定，两大维度相互关联、互为支撑、缺一不可——前者反映居民可支配收入转化为消费支出的意愿，后者决定居民消费能力的基础水平，这一清晰拆解为后续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提供了明确的分析框架与实践路径。

现阶段我国居民消费市场呈现出结构升级与驱动乏力并存的鲜明阶段性特征：一方面，居民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服务消费、品质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热点，成为消费市场的最大增长潜力点；另一方面，传统政策驱动的边际效应正逐步递减，消费内生动力不足的短板日益凸显，制约着消费市场的持续健康发展。

1 消费结构迭代：服务消费主导增长，政策补贴效应边际递减

近年来，我国消费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支撑作用持续凸显，但与全球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消费率仍存在显著差距，增长潜力尚未充分释放。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以支出法核算的我国最终消费支出占名义GDP比重约为54.4%，显著低于东亚发达经济体65%~70%的水平，更低于欧美发达经济体68%~81%的区间。

需注意的是，受统计口径、核算方法差异影响，我国消费率数据存在一定低估，这一结论已成为共识：其一，住房消费采用成本法核算，以住房建设、维护等实际成本计入消费价值，相较于部分国家采用的虚拟租金核算方式，结果明显偏低；其二，政府向居民提供的免费教育、基本医疗、公共文化等公共服务，未纳入家庭消费支出核算，而此类公共服务在发达经济体居民消费核算中占比显著，进一步拉低我国居民消费率表面数据。

相较于消费率的整体差距，我国消费结构分化特征更为突出，服务消费占比偏低已成为制约消费升级的核心短板。我国居民消费支出中服务消费占比稳定在46%~47%区间，而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经济体该比例均高于56%，其中美国达69%，我国与发达经济体差距超过10个百分点。从细分领域来看，差距更为显著：我国餐饮住宿行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1.8%，远低于美国4.2%、日本3.8%的水平；卫生健康行业增加值占比不足日本、美国、英国的三成，2019年我国人均牙科医疗支出仅为美国的1/10，人均医疗保健消费支出亦大幅低于发达经济体均值，服务消费增长空间亟待深度挖掘。

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服务消费实现高速增长，已成为消费市场增长的核心引擎，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与广阔的增长空间。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服务性消费支出规模接近19.1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60%，年均增速维持在10%以上；从人均维度来看，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从2013年的5246元攀升至2025年的13602元，年均复合增速达8.26%，显著高于同期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6.89%的年均复合增速，服务消费已逐步成为居民消费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占比变动来看，服务消费在居民总消费中的占比呈现波动上升态势，从2014年的40.31%稳步提升至2025年的46.11%，十年间提升近6个百分点，清晰反映出我国居民消费结构正从“商品主导”向“商品与服务协同升级”转型，消费升级趋势持续凸显。

与服务消费增长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国商品消费已逐步进入“量的饱和”阶段，尤其是家电、汽车等大宗消费品，连续两年实施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虽取得阶段性成效，但政策拉动作用边际减弱。具体而言，2025年作为家电、汽车等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的收官之年，国家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累计安排3000亿元专项资金，分四批次精准投放至以旧换新市场，着力拉动大宗消费复苏。据媒体报道，截至2025年12月24日，全国以旧换新补贴资金平均消耗率超90%，家电、汽车等热门品类补贴额度消耗速度持续加快，部分地区出现补贴额度提前耗尽的情况。

从政策成效来看，多品类协同发力，全年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2.5万亿元，惠及超3.6亿人次，有效拉动消费增长。其中，家电领域以旧换新量超12844万台，补贴范围涵盖冰箱、洗衣机、空调等传统大家电，以及微波炉、净水器、空气净化器等新增小家电品类，一级能效产品补贴比例最高达售价的20%，有效推动家电产品更新换代与绿色升级；数码领域，手机、平板等产品购新补贴超9015万件，按售价15%给予补贴，助力数码消费市场回暖；汽车领域，以旧换新量超1120万辆，政策首次将国四排放标准燃油乘用车纳入报废更新补贴范围，个人置换新能源乘用车最高可享2万元补贴，有力推动汽车消费升级与新能源汽车普及；此外，电动自行车以旧换新超1291万辆，家装厨卫“焕新”覆盖超1.2亿件，政策通过补贴旧房装修、适老化改造等场景，进一步挖掘居家消费潜力。

需重点关注的是，随着家电、汽车等国家补贴政策进入第二年末期并逐步收官，政策激励效应边际递减特征日益显现，消费市场面临政策退坡后的转型压力。叠加国内房地产市场持续低位运行、居民有效需求不足等经济结构调整深化带来的影响，家电行业整体增速放缓，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与此同时，政策退出后，部分消费者已适应补贴后的价格体系，观望情绪升温，换新及购买需求延迟，可能引发市场需求阶段性下滑，这一现象在大家电领域表现尤为突出。此外，补贴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扰动了行业原有价格体系，部分中小厂商为抢占市场份额，需被动承担部分补贴成本，盈利能力受到显著挤压，行业资源将进一步向具备技术壁垒、品牌优势及规模效应的龙头企业集聚，行业集中度有望持续提升。

多重市场信号表明，消费驱动模式转型已进入关键阶段，具备必要性与紧迫性。《建议》将“大力提振消费”置于“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首要位置，明确提出推动消费增长从“补贴拉动”向“内生增长”转型，为未来五年消费市场发展指明方向。促消费政策将逐步退出“广撒网”式普惠补贴，转向精准化、差异化支持模式，贴息、定向消费券等直达消费者的精准普惠政策将成为主流，重点对接中低收入群体、农村市场等消费潜力领域与群体需求；同时，依托深层次制度改革，清理不合理消费限制、优化公积金贷款政策、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打通消费堵点、畅通消费渠道，稳定消费预期，推动消费市场实现长效健康发展。

2 三重压力制约凸显：收入分配、消费意愿与家庭负债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内生动力培育面临三大突出制约，即收入分配失衡、预防性储蓄高企、家庭资产负债表承压。三者相互交织、协同叠加，共同催生居民“没钱花、不愿花、不敢花”的消费困境，成为制约消费率提升、阻碍消费内生动力充分释放的核心症结。

在三大制约因素中，收入分配失衡是核心，直接决定居民消费能力的基础阈值，同时通过收入预期传导间接影响居民消费意愿。从国际横向对比来看，2000~2023年，我国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均值仅为60%左右，而美国同期该比重高达84%，不仅显著低于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也落后于巴西、印度等部分发展中国家。

从国内各部门可支配收入分布格局来看，居民部门收入份额长期处于低位运行，2023年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为61.21%，而企业部门收入份额高达23.00%，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中枢，居民部门与企业部门收入差距呈持续扩大态势。进一步拆解居民收入结构可见，初次分配环节的结构性短板尤为突出，是引发收入分配失衡的核心诱因：2023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为53.1%，显著低于美国61.4%、日本70.9%、韩国68%的水平，劳动者收入增长与经济发展增速、劳动生产率提升未能实现同步联动；财产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仅为4.7%，大幅低于美国15.8%、日本7.0%、韩国7.5%的水平，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狭窄、规模偏低的问题较为突出。

上述差距的核心成因在于企业与居民两大部门的财富效应割裂，具体而言，过去30年间，我国居民从企业部门获得的分红规模不足GDP的1.0%，这一现象与我国国有企业以资本保值增值为核心目标、分红比例偏低，以及民营企业股权高度集中、分红意愿不强的行业格局密切相关。此外，再分配环节的调节效能有待提升，未能有效实现居民部门收入占比的优化提升，收入分配调节的民生导向仍需进一步强化。

预防性储蓄高企进一步抑制居民消费意愿，加剧居民“不愿消费、不敢消费”的行为惯性，制约消费需求有效释放。从居民储蓄运行特征来看，超额储蓄的释放节奏与结构分布，进一步印证消费内生动力培育的长期性与艰巨性，居民消费意愿恢复进度未达预期。截至2025年11月末，我国居民部门超额活期存款规模约为1.36万亿元，而2020年以来累计形成的超额储蓄，主要以定期存款形式沉淀于银行体系，同期居民部门超额定期存款余额高达70万亿元，2025年以来累计新增7.6万亿元，这一数据充分凸显当前居民风险偏好处于低位区间，储蓄保值意愿显著高于消费意愿，消费动能相对偏弱。值得关注的是，储蓄端已出现边际积极变化，2025年9~10月居民超额定期存款合计减少2105亿元，标志着自去年6月末起，积累多年的超额定期存款已逐步进入释放阶段，居民储蓄行为呈现边际松动态势。

从消费驱动因素的结构性演变来看，消费意愿对消费增长的拉动效应边际趋弱，而居民收入增长的核心驱动作用持续凸显，这一变化进一步印证了夯实居民收入基础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方差分解分析结果显示，截至2025年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变动中约50%可由消费意愿解释，较2024年同期的52%小幅回落，而居民收入增长对消费增长的贡献度同步提升，已成为拉动消费增长的核心力量。整体来看，当前我国消费潜能释放具备坚实的基础条件：一是收入端呈现稳步改善态势，2025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同比增长5.0%，为居民消费能力提升筑牢坚实支撑；二是消费情绪持续回暖，2025年12月，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进一步升至89.5%，同比增长3.59%。需重点关注的是，消费情绪回暖尚未充分转化为实质性消费行为，预防性储蓄高企、居民消费顾虑未完全消除，仍是制约消费意愿有效释放的关键堵点。

家庭资产负债表承压进一步挤压居民消费空间，已成为制约消费率提升的重要瓶颈。过去十年间，受房地产市场持续扩张及房贷融资规模稳步扩大的影响，我国家庭债务水平快速攀升，直接加剧家庭偿债压力，显著挤压居民可用于日常消费与消费升级的资金空间。尤其自2022年以来，房地产周期持续下行，房价出现阶段性回调，居民部门面临刚性债务约束，长期房贷本息偿付等固定支出占用大量月度可支配现金流，进一步压缩居民日常消费与升级消费的资金配置空间，加剧居民“有钱不敢消费”的困境。从具体数据来看，2012~2022年，我国家庭债务占GDP比重累计上升约32个百分点，当前已稳定在62%左右，接近发达经济体平均水平；依据资金流量表数据估算，我国家庭债务与收入之比已达102%，自2020年起持续维持在100%以上的高位区间，家庭偿债压力处于较高水平。相关研究表明，家庭偿债负担上升对消费增长的抑制作用具有持久性，在政策实施后的前五年，家庭偿债收入比每提升1个百分点，消费增速将相应下降0.48个百分点，这一结论为我国家电、汽车等大宗消费复苏乏力的现象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此外，家庭偿债负担持续加重及房价回调引发的财富幻觉消退，进一步抑制居民消费意愿。在持续上升的债务负担与复杂多变的经济不确定性双重叠加影响下，居民风险偏好显著下行，预防性储蓄动机进一步强化，更倾向于增加储蓄储备以应对失业、重大疾病医疗支出等潜在突发冲击。根据国际清算银行（BIS）发布的数据，我国目前房价较2021年高位平均下跌30%左右；结合中国社科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1978~2022》数据，2022年我国居民部门住房资产总值约为267万亿元，据此推算，当前我国居民部门住房资产较2022年缩水约50万亿元，居民财富水平受到显著冲击。从居民消费意愿相关数据来看，消费意愿指数自2022年后持续运行在100荣枯线以下，居民倾向于“更多储蓄”的比例自2023年起持续维持在60%以上，大幅高于疫情前50%左右的中枢水平，居民储蓄意愿居高不下，消费意愿难以实现有效释放。

3 转型路径明晰：五大维度协同发力培育消费内生动力

提振居民消费、推动消费增长驱动模式从政策依赖型向内生动力型转型，需聚焦收入分配、消费意愿、家庭负债三大核心痛点，立足五大维度构建协同施策体系，推动消费增长模式实现根本性转变，充分释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基础性支撑效能。

其一，夯实收入基础，破解居民“没钱花”的核心制约。以优化初次分配为核心，将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作为激活消费内生动力的根本路径。需完善企业工资增长与支付保障机制，健全最低工资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强化工会协商职能，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推动劳动者收入与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同步增长。同时，拓宽居民财产性收入渠道，规范资本市场，引导家庭合理配置金融资产，鼓励闲置资源盘活增收；聚焦农村居民增收，推动乡村特色产业与电商、直播经济融合，完善农村物流，拓宽增收路径。此外，联动再分配与三次分配，发挥税收、社保、转移支付调节作用，加大对低收入等群体帮扶力度，缩小收入差距，增强居民消费能力。

其二，释放消费潜力，深挖服务消费增长空间。以场景创新为核心抓手，激活服务消费潜力、推动消费结构升级。一方面，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推动线上线下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打造智慧零售、在线医疗等新型服务消费场景，打破时空限制、提升消费便捷性。另一方面，深挖线下场景体验价值，布局沉浸式文旅、夜间经济等特色场景，完善配套设施。同时，立足老年、青年、家庭等不同群体偏好，构建差异化消费场景，并鼓励文旅与康养、教育与科技等领域跨界融合，培育新消费增长点，推动消费结构从“商品主导”向“商品与服务协同升级”转型。

其三，修复家庭资产负债表，缓解居民“不敢花”的压力。需多措并举改善家庭财务状况、修复居民财富效应。坚持“房住不炒”，因城施策优化楼市调控，下调房贷利率、延长还款期限，降低家庭房贷压力；规范消费信贷市场，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引导居民理性负债、优化负债结构，通过资产端保值与负债端降本双向发力，增强居民消费信心。

其四，强化内生赋能，提升居民消费品质与能力。深化“投资于人”战略，聚焦人力资本提升与消费观念升级，推动消费从“生存型”向“发展型、享受型”转型。加大教育与技能培训投入，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提升劳动者就业竞争力；引导居民树立理性、绿色消费理念，鼓励企业创新提质，推出契合消费升级的产品服务，形成“供给升级—观念更新—需求扩容”的良性循环，释放消费内生潜力。

其五，推动政策协同转型，构建长效消费支持体系。顺应政策补贴效应边际递减趋势，推动促消费政策从“直接补贴”转向“间接引导”。优化重点领域国补政策，聚焦绿色智能升级产品，精准对接消费潜力群体；构建“政策引导、市场主导”机制，完善消费环境与基础设施，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与企业主体作用，搭建政企协同平台，为培育消费内生动力提供可持续政策支撑。

（本文节选于南开大学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研究院项目组“2025年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报告”相关内容。项目指导：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项目组成员包括：梁琪、李俊青、郭金兴、宋泽、张云、杨光、李磊、成前、李宝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