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元春一针见血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

11月6日，在国际进口博览会分论坛“提振消费：世界共享中国机遇”上，上海财大校长、经济学家刘元春发表了一场题为《扩消费的短期与中期政策选择》的演讲。

在这场近30分钟的演讲中，刘元春首先指出，我国面临的消费问题。到底哪些是真问题，哪些是假问题，仍然不明确，接着刘元春又列举了多项数据，来论述我国消费的典型事实。

先说结论，刘元春认为，在失衡的格局下，强制性储蓄过高，居民收入占GDP比重偏低，从而导致了居民消费率过低，而刘元春给出的解决办法就是收入分配再改变。

作为上海财大的校长，刘元春的履历自不用多说，而在这次30分钟的演讲里，他多次提到要认清事实，那么关于消费上的问题，我们都有哪些事实？

第一个事实就是我国消费率过低。目前我国的最终消费率（最终消费占GDP比重）约为55%，而一般的发达国家则在80%左右。

还有一个指标就是居民消费占GDP比重，目前我国居民消费占GDP只有39.9%，而作为对比的话，和我更相近的日本这个数字是50%-55%，韩国则是64.6%，美国则更高，在68%。

另外，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行政消费占比反而比较高，达到了30%，而私人消费则不足70%。也由于总消费率偏低，我国居民消费占GDP比重仍不到40%，这个数字甚至低于全球平均水平55%，而且是还低了15个百分点。

那么消费率过低这个事实，又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它意味着我们没钱消费。这句话看起来像正确的废话，但其实还真不是。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基于这个原则，我们就应该明白，一个经济体要想国民普遍性收入更高，那么就必然需要更高的消费来支撑人们的高收入。

所以，我们消费率低，可以说是我们收入低；也可以说是因为消费低，导致了收入低，亦或是因为收入低，导致了消费低，两者互为因果。

基于这一点，我们就需要明白，要想提高消费，我们就必须要先打通收入，否则因为低消费，收入上不去，消费继续低，就很难根本性改善。

我们必须要主动调控，优先把收入提上来，这样才能够让收入反哺消费，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人们有了收入，就会愿意去消费，企业营收增多，利润提高了，才有动力提高员工工资，这是一个正向的循环。

另外刘元春认为，我们的消费增速还在下降，这与GDP增速不匹配；此外被动存货投资和价格水平下滑，以及工业产能利用率下降，都反映出整体需求不足。

需求不足是因为收入问题，但除了收入问题之外，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其实也有，而且还不少。

这其中最大的因素，除了收入之外的，就是不确定性。

过去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其实就是一个高速增长的时代，大家都在疯狂向前跑，跑的慢的、落伍的，我们都不管，因为还有那么多人还在跑，但问题在于，我们只顾着跑，却忘记了照顾那些跑得慢的、落伍的，结果就是，这十几年进程下来，跑得慢的越来越多，落伍的越来越多，已经形成了一个比较庞大的数字。

这个怎么理解呢？

通俗来说就是，高速增长的时候，我们可以只顾着增长，但忘记了在高速增长的时候利用这个时机去完善，去完善什么？

完善我们的35岁求职门槛、完善我们的加班、周末、辞退等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在高速增长的年代，没多少人注意，但因为没有去及时解决，到了今天，问题全部暴露出来了。

这个时候去解决，成本要更高，因为员工今天不确定性增多，背后往往意味着，企业也更难。价格战把员工收入打低了，也把企业利润打没了，低消费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最终，都反映到了企业身上。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要求企业严格遵守劳动法，反而继续加剧了企业的用人成本。

所以，回过头来再看，我们会发现，有些东西的解决，是需要在光景最好的时候，越是高速增长，我们就越不能只看增长，否则到了另一个周期里，任何事情解决起来，都要更难。

例如今天我们所提到的收入问题。

自去年以来，我们就一直在大力刺激消费，在“十五五”里面，我们更是将“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列为未来五年的主要目标。

但刺激消费的前提是，收入得足够高。

在分析我国居民消费率过低的原因时，刘元春指出，尽管近期居民边际消费倾向（新增收入用于消费的比例）的确在下降，但更关键的因素是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占比过低。

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居民部门占比只有60.6%，低了世界平均水平5.5个百分点；另外企业部门占比24.7%，高了5.6个百分点，行政部门占比24.7%，高了0.1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在三个部门之中，居民收入分配最低，我们的企业部门反而是最高的。

我国居民收入占比下降的同时，居民消费支出比例也在持续下降，这表明我们依然面临收入分配的问题。

从短期来看，刘元春认为我国消费面临的七个问题，其中就包括消费不足问题加剧、消费信心处于底部徘徊、国民收入出现收缩性分配、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变化、消费降级现象明显、一线城市消费疲软，以及与房地产相关的消费低迷。

根据刘元春的测算，短期需要补足的消费达到实际消费的6%，规模接近2.9万亿元；而以旧换新等补贴能撬动消费约2万亿，因此刺激力度可以进一步加强。

在中长期，刘元春则认为收入分配非常重要。

一个人的消费，就是另一个人的收入；只有把收入从分配端更合理化，把中产基本盘继续扩大，才能够扩大我们的消费。

当然仅仅有钱还不够，还得有安全感和确定性，从这个角度延伸开来我们可以说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从收入到社会保障，再到教育减负，过去高速增长时代我们没有做的事情，在今天乃至未来，我们全部都需要一一补足。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