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精神家园

一辈子的读书、思考

一辈子的智慧追寻

文：舒生

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在政治领域也同样如此。当一个民族集体丧失基于良知的是非感，他们就会沦为禽兽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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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有力的是非感是一个民族心智正常的标志。正如健全的肌体对疼痛有自然的反应，健康的社会对是非善恶有着本能的辨识与回应。这种集体性的道德直觉，构成了文明的免疫系统。当这种是非感健全时，社会能够自发抵制不义；当它衰退时，再完善的法律也难以防止道德的溃败。

汉娜·阿伦特在耶路撒冷审判艾希曼时，观察到“平庸的恶”如何在一个丧失是非感的环境中蔓延。她指出，最可怕的不是恶魔般的天才，而是普通人如何在体制中失去判断力，将罪恶正常化。这种判断力——辨别是非的能力——恰恰是政治教育最应当守护的堡垒。当一个民族能够清晰地说出“这是对的，那是错的”，而不被功利算计所迷惑，这个民族的心智就是健康的、清醒的。

遗憾的是，我们的时代正面临着是非感的普遍性衰退。信息泛滥中，真理与谎言变得模糊；相对主义盛行的思潮下，绝对价值遭到消解；功利主义的洪流中，道德考量让位于利益计算。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早在两个世纪前就警示过：“当公民不再关心是非，只关心得失时，民主的根基便开始动摇。”这种动摇不仅发生在政治领域，更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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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根基究竟是什么？是经济实力吗？是军事实力吗？历史给出了清晰的回答：一个没有公理和正义的国家，无论多么富强，都难以长久。古罗马帝国在鼎盛时期拥有古代世界最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力量，但当公民美德衰落、是非颠倒时，这个巨人便从内部开始腐朽。西塞罗曾哀叹：“当正义离开罗马，所有繁荣都不过是沙上筑塔。”

公理和正义不是抽象的概念，它们以公民的是非感为前提和基础。这种是非感如同社会土壤中的根系，虽然看不见，却支撑着所有可见的秩序与繁荣。中国古代政治哲学对此有着深刻洞察。《尚书》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这里的“本”不仅是物质上的民生，更是精神上的是非共识。当公民普遍具备清晰的是非感时，社会的“公义水库”便得以充盈，足以在干旱时节滋润法律、制度这些看似坚固却实则依赖道德支撑的建筑。

古希腊城邦之所以能孕育出民主与法治的萌芽，正是因为其公民教育中始终贯穿 “正义即善” 的是非准则。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反复强调：“德性关乎选择，而选择关乎善恶判断”，这种将是非判断内化为德性的教育传统，让希腊文明在人类历史上留下了璀璨的印记。反观历史上那些昙花一现的强权帝国，无一不是在是非颠倒中走向崩塌。

回望人类文明的长河，那些能够跨越千年、历久弥新的民族，无一不是拥有强烈是非感的民族。从华夏文明 “明于天人之分，辨于是非之境” 的智慧，到西方文明 “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 的追求，是非感始终是文明的精神内核。政治教育作为传承文明、塑造民族精神的关键环节，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培育这种根植于每个公民心中的是非感。当一个民族的每个人都能明辨是非、坚守正义，这个民族便拥有了无穷的生命力；当政治教育始终把是非感的培育放在首位，这个国家便拥有了最坚固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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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中最令人心悸的景象，莫过于颠倒是非、道貌岸然的政治教育。这种教育不直接否定道德，而是扭曲道德的定义；不公然宣扬恶，而是将恶包装为善。奥威尔在《1984》中描绘的“战争即和平，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的语言腐败，正是这种扭曲的极端体现。当“爱国”被用来为不义辩护，当“集体利益”成为侵犯个人尊严的借口，政治教育就变成了摧毁是非感的机器。

乔姆斯基在《美国的权力与新官僚》中尖锐批判：“当教育沦为权力的附庸，它会将残忍包装成必要，将压迫粉饰成进步，最终让整个社会丧失分辨是非的能力”。历史上，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当纳粹德国的教育将种族主义奉为真理，当军国主义的宣传把侵略定义为 “解放”，整个民族便陷入了集体性的是非迷狂，最终走向毁灭的深渊。

历史教师阿道夫·艾希曼（与纳粹战犯同名但无关联）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被教导要忠诚、要奉献、要牺牲，却从未被教导思考‘这种忠诚是否正当’。”青年们怀着理想主义热情投入运动，却因缺乏基本的是非判断力，成为不义体制的螺丝钉。战后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反思道：“真正的罪过不是参与，而是放弃思考；不是无知，而是不愿知道。”

这种颠倒并不总是以极端形式出现，更常见的是潜移默化的价值扭曲：将成功简化为财富与地位，将人际关系简化为利益交换，将公共参与简化为站队表态。捷克剧作家哈维尔观察到后极权社会中的这种现象，称之为“活在谎言中”，即人们知道什么是对的，却在日常生活中装作相信相反的东西。这种自我分裂最终会导致整个社会的道德虚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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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政治教育放弃了培育是非感的核心任务，退化为浅薄的功利教育时，社会的道德生态便开始恶化。这种教育灌输的是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培养的是精于计算的“理性经济人”，而非明辨是非的公民。最终，整个社会将陷入霍布斯所描述的“狼对狼的战争”，即每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

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对此早有警示：“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他认为教育的关键在于“化性起伪”，通过教化改变本性中的自私倾向。如果教育反而强化这种倾向，社会将陷入无尽冲突。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痛陈：“如果教育只教人如何获取，不教人如何判断；只培养技能，不培养品格，则国虽富而民德衰，终非长久之计。”

这种功利教育的恶果在当代社会已清晰可见。当大学生问“学习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而不问“这是否正确”；当公职人员计算“这样做是否安全”而不思考“这样做是否正当”；当媒体追求流量而放弃真相，我们已就会品尝价值荒漠化的苦涩果实。美国思想家艾伦·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批评高等教育放弃价值引领的后果：“当大学不再讨论‘什么是善的生活’，市场价值观就会填补这个真空，而市场从不教导正义与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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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如何在政治教育中培育健全的是非感？这需要一场深刻的教育转向，从知识灌输回归价值启蒙，从外部规范回归内在良知。我想结合个人认知分享三点：

我们应当恢复“故事”在教育中的位置。故事承载着一个民族的道德记忆，是是非感最生动的载体。从《史记》中司马迁对正义的坚持，到《安妮日记》中少女在黑暗中对人性的信心；从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的绝唱，到曼德拉“我可以原谅，但不会忘记”的智慧……这些故事比任何说教都更能塑造一个民族的是非感。古希腊人深谙此道，他们的教育核心是荷马史诗，因为英雄们在命运面前的抉择，正是最深刻的道德课程。

我们需要创造“对话”的空间。是非感不是在独白中形成的，而是在不同观点的碰撞中淬炼的。孔子与弟子们的问答，柏拉图对话录中的思辨，书院中的辩经，沙龙中的讨论，这些思想交锋的场所，正是培养独立思考能力的熔炉。以色列的“海龟屋”传统值得借鉴：不同立场的人们在安全环境中激烈争论，不是为了战胜对方，而是为了共同接近真理。

我们必须培养“实践”的勇气。是非感不仅是一种认知能力，更是一种行动意愿。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是通过习惯养成的，正如弹琴者通过弹琴成为琴师，公正的人通过公正的行为成为公正的人。社区服务、公共讨论、合理抗议、公益参与等这些公民实践是是非感的训练场。美国民权运动中，罗莎·帕克斯在公交车上拒绝让座的那个简单行动，比无数篇论文都更生动地定义了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