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犯罪和家校矛盾业已成为困扰全世界的难题。根据各国未成年保护法，青少年罪犯往往移交青少年法庭从轻处分，难以获得与其犯案严重程度相匹配的量刑；而随着教育观念的变迁，体罚等手段早已归为儿童虐待，严厉批评和精神虐待的边界也日渐模糊，学校的老师和教授，也只能对涉事学生进行温和的口头劝诫，缺乏有力的干预工具。

君不见欧美苦teenager久矣！而近年来对校园霸凌、造黄谣、学生暴力伤害师生乃至陌生人的报道也日渐增多，结果也往往止于家长赔礼道歉赔偿，学生本人是否能感知到自己行为的后果则无从得知。而随着举报系统被家长零成本滥用，在家校博弈中，学校和教师日渐落于下风，近日已爆出多起幼师在家长举报之下轻生、教授因举报无法正常进行教学工作的新闻。越来越多的教师感叹，与其说为人师表，自己在教育中其实更接近于帮佣、保姆、服务员的角色。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网飞近期上线了韩语爽剧《铁拳教育》。剧中虚设了一个权力大过天的机构“教权保护局”，允许其中的监察官以任何手段——包括但不限于体罚、暴力、同态复仇、人身监禁等形式——纠正校园内部的不良行为，从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上，向青少年犯罪挥出铁拳。教权局的监察官有三分之二是特种兵出身，擅长打人，而成立教权局的教育部长，则因为女儿被自己班级的学生捅死、学生作为未成年故意杀人仅判刑4年的悲剧，发誓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教师的生命、尊严与权利。该剧上线后就登顶网飞非英语剧集榜首，获得了IMDb 8.6/豆瓣8.8的高分，在全球产生了极大的共鸣，在简中互联网也引发了许多讨论。

本文将以《铁拳教育》中的两个典型案例为切入点，剖析潜藏在未成年保护与家校矛盾背后的现代教育问题；其次，引入儿童史与社会学的学术视角，追溯现代人习以为常的神圣儿童观与密集母职的历史建构过程；接着，借由医学与文学领域的平行思想实验，进一步揭示现代社会要求照护者教育者“为另一个生命负全责”期待的不合理之处；最后，本文试图探讨，在追求完美照护的现代神话破灭后，这种挥拳型的影视情绪宣泄，究竟能为突围当下的教育困境带来怎样的启示。

一、缺失的后果与过度的保护：当代青少年犯罪与家校博弈的两个切面

第一个关于青少年犯罪的案例来自于《铁拳教育》第六集：

一群未满十四岁的初中生偷窃车辆、无证驾驶、制造车祸，还拐带了一名意识不清的女同学，教权局的几位将他们捉住并移送警局。而警局则无奈表示，这几位同学早已是惯犯，因他们未满十四岁，无法负任何刑事责任，所以每次也只能做完笔录后，将班主任叫来不痛不痒地批评一下然后放人走，时间久了就养成了他们有恃无恐的性格。

《铁拳教育》第六集剧照

教权局的监察官进一步调查后发现，这群有恃无恐的触法少年，不仅小偷小摸，甚至还把手伸向了贩毒。他们先免费分发毒品试吃，引得同学上瘾，当上瘾的同学无力支付时，把他们发展为运毒与销售的下线，为自己免费工作。情节之恶劣，已超过了任何正常道德伦理的容忍限度，然而青少年保护却成了他们的免死金牌，这几个同学哪怕被揭发后也嬉皮笑脸，无所畏惧。最后教权局无法，只得越权将这几个触法少年投入监狱，对他们实行军训和体罚，又让监狱的狱友给他们带来安全上的威胁，让他们意识到监狱是可怕的地方，这几个同学才稍稍感受到了自身行为的后果，有所收敛。

发展心理学认为，道德是通过对后果的感知来发展起来的。早在1932年，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在《儿童的道德判断》（The Moral Judgment of the Child）一书中就表示，儿童的道德产生于和外界互动时感受到自身行为所带来的后果。在和同伴游戏的过程中，儿童第一次面临实际冲突，他人的利益、群体的排斥、视角的冲撞，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他人是真实的，是有自身利益的个体而不仅仅是自己故事的背景板，自己的行为会对别人产生切实的影响，从而摆脱了自出生以来的自我中心主义，衍生出道德意识。

未成年保护本意是好的，然而对刑事责任的年龄限制剥夺了许多触法少年对后果的实际感知。如果每次的越界都可以凭借未成年的身份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如果每一种错误都可以被抹去、每一种行为都可以被谅解，是非对错也就对当事人失去了意义。《铁拳教育》对体罚作为一种教育手段的重新引入，绝不仅仅是一种以暴制暴的荧幕情绪宣泄，更是对后果在后天道德形成过程中重要作用的再强调。

第二个关于家校矛盾的案例来源于《铁拳教育》第五集：

刚出学校的崔智善女士是一名尽职尽责的小学教师，却遭到了班上金宇振同学家长的无尽骚扰。金宇振同学的母亲对孩子非常关注，教学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要过问。害怕对孩子的自尊心造成损伤，禁止老师对孩子使用命令语；因为孩子做不出数学题尴尬，禁止老师让孩子上黑板做题；因为担心影响孩子的性别意识，禁止老师穿戴有痕内衣；孩子和其他同学发生冲突，不仅自己拒绝道歉还第一时间责怪老师不站在自己孩子这边，孩子的父亲甚至来到学校威胁要打老师。七天二十四小时不停轰炸，手机找不到人就找到社交媒体甚至跟踪到老师家中，稍有不满便去举报，或者网上发帖网暴老师。等走完调查流程后，老师有错就得受罚，万一老师没错，家长道个歉也就完了，反正是为了孩子好嘛。由于不堪家长线上线下的骚扰，崔智善老师患上抑郁症，在教室上吊自尽，幸好被人拦下。

《铁拳教育》第五集剧照

教权局对家长的反制措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金宇振同学在学校时，教权局的监察官时时事事都会向家长“虚心请教”：孩子上课睡觉，是叫醒好还是不叫醒好？叫醒了影响自尊心怎么办？不叫醒影响学习进度怎么办？叫醒的话用不用命令语？语言对孩子敏感的心灵伤害太大了，要不拍醒？拍醒算不算体罚？教学中出现一点小问题就去孩子父亲单位下跪道歉，让众人围观孩子父亲的暴力倾向。天天一通通线上通话、线下拜访轰炸下来，金宇振同学的母亲被折磨到爆发，监察官反手以儿童虐待罪将“忽视儿童需求”的她投诉到警局，等调查流程结束大不了道个歉，反正也是为了孩子好嘛。经历过教权局同态复仇式的细致折腾，家长终于意识到了自己之前事事干预、滥用零成本投诉渠道做得很过分。

不管是《铁拳教育》第五集的疯癫家长，还是最近互联网上流行的“老师，我家子涵被蚊子咬了，我要投诉学校”梗图，都属于密集母职下的过度保护。密集母职是美国社会学学者莎伦·海斯（Sharon Hays）于1996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种事事以孩子为先、情感上高强度投入、劳动密集、价格昂贵的教养文化。在这种教养理念下，母亲不仅要24小时不间断为孩子提供衣食住行上的生活服务，还要时刻保持高强度的情感投入，温柔细腻地回应孩子的需求，不断学习心理学、营养学、医学专家的建议，把孩子的需求时刻置于自己的个人需求之上。在这种密集母职文化的要求下，养育者回应孩子情感和需求的一个方式，往往只能过度干预和过度保护，即，希望自己尽可能清除孩子生活中的一切障碍，事事干预，事事尽心，把所有让孩子感到不适的东西都从生命中清除。

心理学博士尼克拉斯·瑟尔宁（Niklas Serning）在长文《被过度保护的一代》中论证道，这种尽可能为孩子营造无摩擦环境的保护式抚养和高情感回应，其实剥夺了孩子从细微的不适中习得复原力的机会。尽管我们应当避免重大童年创伤，但上黑板做题、不愿意静坐和忍受枯燥、和同学发生争吵、不愿意穿袜子、不愿意吃蔬菜，这些细微的不适其实正好提供了锻炼坚韧性的先机。暴露于这样的不适并不会产生严重的后果，儿童有机会发现不适虽然确实让自己不舒服，但自己仍可以挺过去，这一自我认知可以大大降低焦虑水平。可以说，适度暴露在微小不适之中是心灵成长的必经之路。

值得一提的是，密集母职和过度保护的益处从未得到研究证实。尼克拉斯追溯了精神分析中对儿童心理的研究，20世纪初弗洛伊德认为原生家庭会留下心理印记，于是人们开始研究母婴关系，到了20世纪70年代依恋理论被推广到大众当中，认为母亲对婴儿的敏锐回应决定了孩子未来的情感健康。然而，尼克拉斯指出，母婴依恋理论很多论证都来自研究者的主观论断，其因果关系根本未经实证，而且也没有控制变量——为什么性格决定性因素仅仅来源于母亲而非婴儿本身的天性、社会环境、或者其他亲属关系，这些变量没有被认真讨论和排除过。事实上，20世纪50年代就有精神分析学者提出了“差不多母亲（good enough mother）”这一相反的概念，认为优秀的母亲负责为孩子提供基本需求即可，儿童可以在母亲不可避免的疏忽中，为这个不完美的世界做准备。然而，这些反对派的理论从未被父权社会同等重视过，也没有机会在主流育儿市场获得曝光。

二、被发明的“无价之宝”：神圣儿童观的历史建构与现代迷思

《铁拳教育》的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作品着重批判的当代社会对未成年的几个核心假设：未成年是无法为自己行为后果负责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需要全方位无死角的悉心教育、保护和照料，换而言之，他们是温室的花朵，是天真的无价之宝。这是现代性对于儿童和青少年的想象。

历史上人们对未成年的想象并非如此神圣。

儿童史的研究最早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艺术史，学者菲利普·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首次提出了“童年现代建构论”，即童年是一种现代性的建构。他在《儿童的世纪》（Centuries of Childhood）指出，中世纪耶稣与圣母玛利亚的绘画中，耶稣一生下来就是小大人模样，穿着与大人相同的衣服，并没有依偎在母亲怀中的小儿女情态。古希腊罗马时代到中世纪，欧洲关于儿童的法律和习俗也并没有特殊设定，拥有基本自理能力的儿童可以像大人一样进入劳动力和婚姻市场，童工童婚都是被允许的。换而言之，近代之前，童年作为一个独特的人生阶段和一种需要受保护的状态这一概念根本不存在。

直到18世纪，启蒙运动为了强调教育教化对理性形成的作用，开始强调儿童的可塑性，近代人才开始将儿童视为天真无邪、脆弱且需要被保护的特殊群体。阿利埃斯认为，近代社会儿童概念的诞生导致了学校和教育制度的兴起：社会通过将儿童送入学校，把他们从成人世界和劳动力市场中隔离出来，学校既是保护也是规训手段。

上世纪80年代，薇薇安娜·泽丽泽（Viviana Zelizer）更进一步，在其著作《给无价的孩子定价》（Pricing the Priceless Child）中，从社会学视角解释了现代人对儿童定位的变迁。她研究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发现人们对儿童的社会价值的评估经历了一场观念革新：儿童从过去在农场或工厂里干活有用且廉价的劳动力，变成了现代社会中经济上无用、但情感上无价的独特存在。也就是说，现代化是一种将儿童“神圣化”（sacralization）的过程，孩子从能直接创造经济价值的小号廉价劳动力，变成了反而需要家庭投入巨大成本来教育和保护的无价之宝，这种观念的变迁也成了儿童福利和国家干预的起源，国家必须出台措施保障这些无价之宝的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孩子是无价之宝、童工是残忍的、儿童需要上学和保护”的现代儿童观关未必代表着现代社会更人道、更关心儿童的自我实现，它很可能来源于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具体考量。比如马克思主义派经济和社会学学者在 《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Schooling in Capitalist America）就指出，基于普鲁士的现代公立教育系统不是为了儿童自身福祉设计的，它主要为了复制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他们指出，学校的结构与工厂高度一致——学校和工厂都拥有时间纪律，学校要按铃上下课，工厂要上下班打卡；二者都要求学生服从权威，现在听老师的话，未来听老板的话；二者都要做重复无聊的异化劳动，学校做作业，工厂流水线；二者都通过表面的优绩主义原则进行竞争和排序，学校按照分数，工厂按照薪酬与职级。从经济价值的角度看，现代社会，如果不保护儿童、让他们直接参与社会生产，未经训练的童工当然也能够产生一些低廉的价值，但童工缺乏技术能力且容易逆反，总不如经过多年普鲁士式教育规训的年轻毕业生好用，他们不仅具备了基本的读写算术能力和专业技能，更重要的是具备了服从纪律的品格。

一言以蔽之，有时间期限的母婴关系或许是哺乳动物的天性，但持续终生的亲子关系、18年起步的劳动和资源投入、只有亲代付出而不期待任何回报、全方位无死角的普鲁士学校教育和保护下的无价童年、密集亲职等概念，则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累地层的建构产物。由于现代社会对儿童的神圣化，人们已经很难脱离“儿童是天真的无价之宝”这一现代性凭空制造出的道德高地去谈论任何异见与不满，甚至人们也已经难以在影视文娱作品中想象除了这种政治正确之外存在其他的可能。

这一现象在今年奥斯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哈姆奈特》剧照

荣获今年奥斯卡最佳女主角奖电影《哈姆奈特》是中国导演赵婷的作品，她聚焦于莎翁妻子艾格尼丝的丧子之痛，集中刻画了她的母职劳动，不仅包括体力劳动，也包括为了另一个生命负责、日日担心的情感劳动，以及丧子之后无可慰藉的悲伤。电影的情绪非常充沛，因为亲子关系的主题感动了很多人，甚至被某些评论员戏称为“grief porn（滥情之殇）”，但也并非所有人都买账。电影宣发期间，赵婷参加播客采访，男主持问了一个非常有勇气、异常尖锐但颇有见地的问题：“在莎翁所在的16世纪，丧子远比现代社会更为常见。我猜，那时人们对于丧子意味着什么可能拥有不同的看法。你认为我们真能够重建旧时代角色的内心世界吗？“ 赵婷也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希望自己的后代能够活下去，这一哺乳动物的生理基础并没有随着时间改变。但围绕死亡，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所讲的故事和赋予的意义确实是不同的。“

笔者同意这一看法：由于现代社会“儿童是无价之宝”的观念，丧子（当代往往被泛化到孩子受到伤害、感到不适的任意情境）在观念上都是不可接受、不能原谅、无可慰藉的。如果孩子遭遇任何不幸，现代社会一定要寻找到某个罪魁祸首，不是监护人（例如“家长皆祸害”等原生家庭理论的滥用和互联网上的童年决定论），就是学校和老师（例如《铁拳教育》中的家校矛盾），要么就是医生（例如近年多起儿童因甲流高烧死亡是否构成医疗事故的争议）。但在高死亡率的前现代社会中，丧子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预期、同时也是可以被理智理解并接受的。这当然不意味着古人在丧子时不感到痛苦，我想，任何人在读到王安石悼亡早夭幼女的《别鄞女》一诗时，都不可能不感到千载以下共通的悲伤，但有别于现代人的是，前现代人围绕儿童死亡所讲的故事和赋予的意义是不同的。

对于前现代人来说，任何人的死亡，包括儿童的死亡，尽管值得哀痛，但都是可预期的，因为人力有穷尽之时，古人清楚并接受自己对生命的掌控是有限的事实，理解死亡是一种无需归因的自然现象，不一定属于双亲、老师、医生、老天或者任何一方的过错。伯克利中国史教授谭凯（Nicolas Tackett）在对唐代女性墓志铭进行量化统计后指出，初唐的女性墓主的平均寿命远高于中晚唐女性墓主，这并不能说明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时女性平均寿命更长，相反，这一反差的源头出在数据自身的偏见上：谭凯留意到，初唐时期人们一般不会为早殇的孩子撰写墓志铭，这一习俗意味着初唐时期能有墓志铭存留的墓主大多都偏年长。

换而言之，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间内，前现代人认为儿童的死亡无需大惊小怪或者大书特书，完美履行避免后代受伤和死亡的义务并不是合格亲职的必然要求。比如《仪礼》认为八岁以下为“无服之殇”，不需要为死者服丧；无独有偶，日本有句古话叫做“七岁前是神明之子”，在江户时代之前，人们不会给七岁前去世的孩子举行佛教葬礼，也不会授予死后的戒名。这并不意味着前现代人更残忍更冷血更加愚昧麻木，这仅仅意味着前现代人对养育者犯错的容忍度、对生命和死亡的关系、对自身能施加的掌控感有不同的理解、期待与想象。

任何偏离现代高控制欲、高保护、高投入的儿童观念的影视作品，都很容易被现代人站在道德高地批判。

《如果有腿，我会踢你》剧照

比如本届奥斯卡入围最佳女主角奖的另一部讲亲子关系的电影《如果有腿，我会踢你》，这部电影着重描述了特殊需求儿童妈妈的人生。女主角一边全职工作，一边事事回应高敏高高需求的孩子，她白天上班，晚上按照医生的指示熬夜给女儿换药，孩子闹脾气时好声好气陪伴，努力不给女儿造成任何创伤，由于丈夫是海员长期在外地出差，女主一直独身带娃，长期的睡眠剥夺、密集型母职劳动、社会支持的缺乏，最终使她精神失常，发疯出走。电影剧情来源于编剧自己孩子患病后她孤身带着孩子在西海岸求医的经历，说出了很多自闭症儿童、慢性病儿童全职照护者的心声：妈妈很爱孩子，但现代社会期待的密集体力劳动、全天候高情感投入的完美母职让她精疲力竭，无论多少爱都消解不了这份精疲力竭。

即便主旨如此温和，《如果有腿，我会踢你》依然在美国这种家庭观念重、民风保守的清教国家遇冷，仅收获一百万票房，即使获得奥斯卡提名，奖项也不出意料最终颁给了《哈姆奈特》的女主演。因为《哈姆奈特》尽管描绘前现代社会中儿童的死亡，成年人丧子之后的无尽哀伤依然适应了现代社会“儿童是天真的无价之宝”这一价值判断；而《如果有腿，我会踢你》里的妈妈尽管为孩子治病付出了一切，她作为母亲这一劳动者的痛苦、愤怒和疯癫也依然和现代社会“作为无价之宝，儿童的需求理应被置于监护人的需求之上”的神圣儿童观发生了冲突，从而更难被主流文化所接纳。

三、“为另一个生命负全责”究竟意味着什么：当代影视和文学中的平行思想实验

在之前两部分的讨论中，我们能看到现代社会的神圣儿童观念下对监护人、教育者、照护者的无声期待：为另一个生命的存在和福祉负全责。这是自诩文明的现代社会与认为儿童死亡是正常现象的前现代社会在儿童想象上的根本区别。

那么，为另一个生命负全责究竟意味着什么？笔者将讲述两个为他人生命负全责的案例，权当两个平行的思想实验。

第一个案例来源于《豪斯医生》第一季21集：豪斯医生收治了一名被毒蛇咬伤的农夫，农夫并没有看清咬伤自己的毒蛇究竟是什么。当地共有3种常见毒蛇，每种毒蛇都需要注射不同的抗蛇毒血清。而抗蛇毒血清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豪斯第一次随机选了一种血清注射后，引发了严重过敏反应，农夫差点去世，剩下两种抗蛇毒血清也可能造成同样的问题；但如果等待当地的动物管控机构沿街搜捕毒蛇，确定毒蛇品种，恐怕蛇毒在官僚机构行动之前就已经在农夫身体内扩散失救了。任何一个选择都能决定患者的生死，豪斯要为患者的生命负全责。于是豪斯问自己带教的医学生：“如果是你，你会怎么选择？”结果一半性格冒进的学生选随机注射一种抗蛇毒血清，一半性格守成的学生选择等动物管控机构确认品种。其中一个医学生问：“所以，无论如何，我们都有一半人会杀死他？”豪斯对此表示了默认。

豪斯问这个问题是希望学生明白，即便接受多年的医学训练和教育，依然不意味着医生能成为全知全能理性人，时时刻刻作出救死扶伤的正确决定——相反，很多时候，成为医生意味着要在紧迫的情况下，依据不充分不完善的信息作出生死攸关的两难判断。从这个意义上讲，成为医生反而保证了一定会因为判断失误而害死一些病人。豪斯希望把丑话说在前头，告诉那些医学生，虽然你学医的出发点可能是好心治病救人，但为一个生命负全责根本不可能是完美的，更不会是纯然善的。

第二个案例来源于史铁生的《好运设计》。史铁生因为自己被伤残和疾病困扰，所以想在散文中为自己设计一个完美的幸福来生。他赋予了来世自己爱因斯坦般的智商，刘易斯一般运动员的体质，和周总理一般温文尔雅的容貌。阶级和地域上，来世他选择出生于大城市中产阶级，家庭和谐美满，他爱上的女孩和他一样健壮聪明充满生命力。史铁生意识到，如果人生只有一帆风顺，就不会珍惜到手的幸福，于是他故意为来世的自己设计了生活中的一些小痛苦，比如自己生了一场可以治好的病，因为这个病未来的岳父不赞同二人的婚事，但等到这个病治好了，恢复健康人的身份，两人就终成眷属——总之都是一些可以改善可以克服的困难，用于完成苦尽甘来的光弧。然而史铁生转念又想，如果自己只遇到过小问题却从来没遇到过不可逾越的障碍，如果自己一直战无不胜，那么最后遇到死亡这唯一无法战胜又无法逃避的困难时，自己一定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痛苦的人。甚至会比一直不幸的人更为痛苦，因为他对无可奈何的不幸毫无概念和心理准备。史铁生最后无奈用套话自我安慰，虽然结果不好，那就只好把目的和意义寄托在过程中了。但对于这个完美来世的思想实验，史铁生非常明确地写，该实验失败了：

“但是我们的设计呢？我们的设计是成功了呢还是失败了？如果为了使你幸福，我们不仅得给你小痛苦，还得给你大痛苦，不仅得给你一时的痛苦，还得给你永远的痛苦，我们到底帮了你什么忙呢？如果这就算好运，我，比如说我——我的名字叫史铁生，这个叫史铁生的人又有什么必要弄这么一份‘好运设计’呢？”

史铁生敏锐地意识到，设计出一个完全无痛的幸福人生，本质上是不可行的，即便自己来当上帝也不能够。德意志哲学家莱布尼茨曾把世界上的恶分为三类：一类属于自然之恶（physical evil），诸如天灾造成的痛苦；一类属于道德之恶（moral evil），即人类滥用自由意志犯下的社会性的罪孽；一类则是形而上的恶（metaphysical evil），指的是存在本身的有限性，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生老病死，因而不可能完美。即便史铁生能够自己对来世的生命和福祉负全责，即便今生承受了如此多的苦难如此急于在来世找到补偿，他依然无法超越我们自身存在的有限性为自己设计出完美的一生。

豪斯医生和史铁生两个平行思想实验揭示了当代社会神圣儿童观对照护者和教育者（尤其是母职）期待中的“不可能三角”：一方面，现代社会希望成人为未成年的生存和发展兜底，并把这种全方位无死角的托举尽可能延长到成年之后；另一方面，社会却并没有像培训医生护士这些要为他人的生命负全责的人员那样，为对儿童负全责的家庭成员提供任何年限的相关教育、审核、考察和支持；最后，现代社会还期待这种无社会支持的托举能够否认、遮盖、超越存在本身的有限性，尽可能营造一个原生家庭不存在创伤、学校不存在不适的无痛成长环境和纯善的幸福人生。

这种对亲职和教职的超人式期待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彰显着现代控制文化的弊病。现代社会鼓励人们建立起关于掌控感的幻觉，认为如果当事人应当积极努力，就能消除自己和孩子生命中存在的任何不适。哈佛大学医学人类学教授凯博文如此评论道：

“虽然人们对心理状态更加开放，但一种特质也在渐渐丢失——忍耐……这其实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点，人们的观念是：你不应该忍受，你应该去改变。我认为这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一种误解，其实任何时代都有局限，我们必须学会在这种局限中生存。”

凯博文本人在与妻子退行性疾病作斗争的过程中，见证了太多人力所不能及之处。面对老、病、死，他愿意承认无可奈何的缺憾本就是人处境的一部分。然而，现代神圣儿童观却赋予了生/育幼一种迥异于老病死的希望感。这种全能掌控欲的现代性执念，使得现代人不敢、不愿、也不能承认：在养育另一个生命的过程中，同样存在着大量人们无能为力的无可奈何。承认局限并不会毁灭教育，恰恰相反，要求照护者超越存在的局限性去提供完美的无痛托举，才是对人的境况的根本性误读。

结论、挥向“神圣儿童”的铁拳：打破完美照护期待的社会学搏击

前现代有《郭巨埋儿》等极端孝文化故事，这是传统社会家庭资源向上流动的体现——农业社会中，老人意味着积累了更多生活经验和生存智慧，为了智慧的保存，子代的利益乃至生命都可以被牺牲。而现代社会将儿童神圣化的历程，则完成了这一逻辑的翻转，儿童意味着未来和希望，家庭资源流动方向从向上改为向下。本文无意对这两种模式进行优劣评判，但按照逻辑推理，正如家庭资源单一向上流动的意识形态会催生出极端的吃人暴政一样，资源单一向下流动的意识形态，也同样能催生出对照护者和教育者的暴政。

当代社会早已深陷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的双重危机，舆论场上的各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左派呼吁增加社会福利来填补育儿黑洞，部分右翼将矛头指向女性权益的提升，借机煽动极端男权与厌女情绪……然而，剥开层层表象，生育意愿的断崖式下跌，未必不指向一个现代性的问题：当社会将儿童捧上神坛，要求把未成年放入无菌的温室，也就不可避免地将照护和教育变成了出力难讨好的行当。而人皆有趋利避害的本性。

事实上，古往今来，社会从未对照护者和教育者如此求全责备，而人们本身又如此高度原子化缺乏社群支持：不仅后代因受教育而无法经济独立的年限被无限拉长，同时社会还不容忍教育和抚养过程中出现任何细微的失误与摩擦。大家族和社区早已解体，核心家庭的一两个监护人，班级里一个班主任，史无前例的超长育儿期投入，配合着史无前例的亲职情绪劳动强度，以及创伤等心理学术语泛化滥用后的零容错率指标，无怪乎不论是教师还是家长，都在这种系统性的高压下走向了彻底的职业与情感倦怠（burnout）。《铁拳教育》作为一部爽剧在全球范围内的爆火，正是这种被压抑已久的社会情绪的集中爆发，是文娱作品向现代社会神圣儿童观挥出的一次铁拳。

当然，观众对《铁拳教育》的定位是宣泄性爽文，对它的批判也往往集中于此——一个毫无监管、只手遮天的机构，在三权分立的政治环境中根本不现实，只适合发泄情绪，其严刑峻罚也不过是“纵使他人心似铁，怎敌我官法如炉”思想的回潮。这一类批评当然有部分道理，但6月27号的一则韩国新闻则揭示了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也许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遥远：韩国京畿道当选教育局局长，看完《铁拳教育》后，提议公开讨论京畿道是否应该设立类似剧中的教师权益保护局。这一倡议目前尚只有一个雏形，但韩国一向有热门电影推动修法的传统，后事如何，也未可知。

何以解忧？唯有出拳。人们往往难以想象，除了宣泄之外，打拳确实具有建设性。法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就曾表示：“社会学是一项搏击运动。”于是布尔迪厄的学生华康德秉承此志，潜伏于芝加哥南区的黑人拳击馆，学习三年拳击，他一边开辟“以肉身为方法”的道路，一边观察芝加哥底层黑人如何通过打拳的自救。华康德的芝加哥拳击馆民族志显示，行动不需要等到条件完备时才能发生——如果非要等理想条件的到来，变革就永远不可能产生。

也许这就是《铁拳教育》留给世人的意义：想要改变现状，自己首先要学会出拳，让越界者感知痛楚，让行动者承担后果；不管是不是爽文，敢于想象一种生涩的、不完美的、带有痛感的新路径，永远是打破结构性问题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