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教育评价不仅是教学质量的“考量尺”，也是影响整个人才培养生态的“指挥棒”。在“五唯”破局渐成共识、人工智能深刻塑造教育生态的当下，教育评价正经历从单纯的“个体分级选拔”向“促进人全方位发展与社会治理协同”的系统性重塑。对于广大教育工作者而言，如何超越单一的分数视角，在真实的教育教学与管理实践中重新审视评价的价值？面对技术赋能与育人规律的交织，我们又该如何构建契合时代发展的评价机制？

今天，一读为大家分享中国教育科学院研究员李永智关于教育评价的思考，希望为广大教育工作者理解评价改革的时代背景、实践方向与未来趋势提供参考。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这一纲领性文件将教育评价改革提升到国家治理的战略高度，标志着中国教育评价进入系统性重塑的历史阶段。

教育评价从来不应只是技术层面的测量问题。它是教育的“指挥棒”，指挥棒指向哪里，教育的资源与精力就流向哪里。长期以来，我们对教育评价的关注，不自觉地收窄到学生个体学业成绩和以此为基础对学校、区域的排名。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遮蔽了一个根本问题：教育评价的真正对象，究竟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还是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深层关联？

值得欣慰的是，近年来一系列改革实践正在悄然改变这一图景。教育督导从单一的问责功能向改进与治理转型，综合素质评价在多地试点中逐步落地，中高考命题改革持续深化，严禁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的舆论引导——这些实践表明，教育评价正在从“选拔优胜者”的工具，逐步转向“成就每个人”的脚手架。然而，改革的深度与广度仍远远不够，我们仍需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不断追问：当我们谈论教育评价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

01

评价是一种教育价值的社会度量

教育评价不是对个体学习结果的简单汇总，而是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的系统审视。

教育从来不只是个体成长的私事。它关乎知识如何代际传递，关乎社会如何选拔、培养所需人才，关乎国家的创新能力与公民素养。因此，教育评价首先应当站在社会发展的维度上展开：它要追问的，不是某个学生考了多少分，而是教育体系是否为国家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不是某所学校升学率的高低，而是教育是否能促进社会流动、维护公平正义、涵养公共精神。

这种转向并非否定个体评价的价值，而是将其重新定位。个体的学业表现只有在被理解为社会人才培养链中的一环时，才具有完整的意义。当评价仅仅聚焦于个体时，它容易沦为一种孤立的、去语境化的数字游戏；而当评价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连，它才能成为理解教育本质贡献的透镜。

近年来，教育督导制度的改革为此提供了有益参考。传统的教育督导偏重“督政问责”，以发现问题、追究责任为核心。而今，督导的功能正在向“改进与治理”拓展——不仅关注学校是否达标，更关注学校如何持续改进；不仅评估办学结果，更诊断发展过程中的深层症结。这种从“判定优劣”到“促进发展”的转向，正是教育评价作为社会发展度量的应有之义。当督导能够为区域教育治理提供循证依据，为学校内涵发展提供专业支持，它便超越了单纯的监督功能，成为推动教育生态优化的治理工具。

02

评价是整体公平的发展机制

回望历史，评价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承担着筛选的功能。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年代，考试与选拔为社会提供了相对公平的资源分配方式——绩优者获得更多更好的学习机会。这种机制激励了个体努力，促进了社会流动，维护了程序公正。然而，随着教育资源日益丰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加多元，以筛选为核心的评价逻辑逐渐显露其局限性。教育评价作为筛选机制的历史合理性，不应成为其永恒正当性的理由。

当评价的主要功能仍是区分与选拔，它便在无形中制造了一种“零和”竞争结构：有人胜出便意味着有人被落下。这种结构既无法充分激发每个个体的潜能，也难以回应多样化人才的迫切需求。当社会已经具备了“每个孩子都享有适合的教育”的条件，评价便需要从“选拔优胜者”转向“成就每个人”，从区分高下转向促进成长。

这一转向在实践中已有端倪。综合素质评价的探索，正是试图打破“一考定终身”的单一筛选逻辑。通过记录学生在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多维度的成长轨迹，综合素质评价力图呈现一个立体的“人”，而非扁平的分数。尽管其在评价标准统一性、结果应用有效性等方面仍面临挑战，但其方向无疑是正确的——整体公平让评价从“筛子”变成“镜子”，映照出每个学生的独特禀赋与发展可能。

同样，严禁宣传炒作高考“状元”、升学率的政策，也从舆论层面为这种转向提供了制度保障。当“状元热”逐渐降温，当学校不再以“名校率”为唯一荣耀，评价便有可能从社会焦虑的放大器，回归为教育本真的守护者。

03

评价是一种全过程的诊断与校准

教育评价要从“对学习的评价”转向“为了学习的评价”，这意味着评价要从证明学生“已知什么”转向“帮助学生能做什么”。

真正服务于“适合每个人的教育”的评价，应当是一种全过程的诊断式评价。它不是学习终点贴上的标签，而是贯穿教育全程的校准机制。正如航海需要不断修正航向，教育也需要在持续的反馈与调整中逼近其本真目标。这种评价不追求一次性判定，而追求持续性理解；不致力于区分优劣，而致力于发现问题、诊断原因、指引改进。

这要求评价嵌入教学全过程，成为教师理解学生、调整策略、优化设计的日常工具。每一个学生都有独特的节奏、兴趣与潜能，全过程的诊断式评价要做的，正是在动态观察与互动中捕捉差异，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切支持。评价由此不再是冰冷的判定，而是温暖的对话；不是终结性的标签，而是形成性的支持；不是筛选分层的工具，而是促进共同发展的纽带。

考试命题改革的深化，为这种诊断式评价提供了技术支撑。取消考试大纲，严格依据课程标准命题，使考试从“考什么教什么”的应试逻辑，回归“教什么考什么”的育人逻辑。情境化试题、开放性任务、综合性考查的引入，让评价不再局限于知识的机械记忆，而是关注学生运用知识解决真实问题的能力。当命题能够精准映射核心素养的发展要求，考试便从令人畏惧的“关卡”，转变为诊断学习成效的“探针”。

04

评价是一种教育体系的必要配套

评价从来不是孤立存在的，它总是嵌入特定的教育体系之中，并与该体系的其他要素相互塑造。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目标定位的教育体系，需要与之相匹配的评价体系来支撑其运行。试图用一套统一的评价标准去衡量形态各异的教育实践，无异于以一把尺子丈量万物，其结果很可能是削足适履。

以中考改革与高考改革为例，其深层困难往往不在于评价技术本身，而在于前后学段教育体系的系统性脱节。如果基础教育阶段仍以统一的知识传授和应试训练为主导，即便高考录取方式有所调整，也难以真正撬动育人方式的转变。评价改革若要取得实效，必须置于教育体系整体框架中设计——学前教育的启蒙性、义务教育的普及性、高中教育的多样性与高等教育的专业性，各自需要什么样的评价来配合？不同学段之间又如何通过评价衔接，形成连贯有机的人才培养链条？

这些问题，远比设计一套新的考试方案更为根本。它要求评价改革者具备系统思维，能够洞察不同教育阶段的目标差异与衔接逻辑；要求政策制定者超越部门分割，统筹协调课程、教材、教学、评价、招生等各个环节；更要求一线实践者在具体情境中保持专业敏感性，既不机械执行上级指令，也不盲目照搬外来模式。评价作为体系的配套设计，考验的从来不是单一技术的精巧，而是整体治理的智慧。

05

评价是一种价值体现

评价从来不是价值中立的。它总是携带着“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成功的人生”的深层预设。因此，教育评价必须自觉建立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之上，尊重人的成长规律、认知规律和教育规律，而不能盲从于社会文化的单一视角要求。对规律的尊重，不是保守，而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刻理解。

当社会舆论习惯性地以“升学率”“名校数量”衡量教育质量，当家长群体不自觉地以分数高低定义孩子的价值，教育评价便面临着被外部文化逻辑裹挟的风险。再精巧的制度设计，若不能抵御这种文化压力的侵蚀，也会在执行层面被悄然异化。教育评价需要有一种内在的定力：它要敢于在喧嚣中守护教育的本真目的，在功利化的潮流中坚持人的全面发展。

评价的设计者与实践者，必须对教育的规律保持敬畏：洞悉儿童的发展有其不可逾越的阶段性，理解认知的建构有其内在的节奏，深知教育的成效往往需要漫长的周期才能显现。综合素质评价在实践中遭遇的困难，很大程度上源于社会对其“公平性”的焦虑。当评价标准难以完全量化，当评价结果带有主观判断，公众便容易质疑其公正性。这种焦虑背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惯性：我们习惯于相信“分数面前人人平等”，却忽视了分数本身也可能掩盖真正的教育机会不均衡。打破这种惯性，需要的不仅是制度创新，更是价值引领：让社会逐渐理解，真正公平的教育的评价不是用同一把尺子衡量所有人，而是为每个人提供适合其发展的诊断与支持。

06

人工智能时代亟需重新定义教育评价

在人工智能高速发展的当下，教育评价迎来了新的问题域。技术可以为学习提供前所未有的精细化支持，也可以通过大数据追踪学习轨迹、分析行为模式、预测学习结果。然而，算法偏见、数据隐私、技术依赖与伦理边界的挑战随之而来。我们不得不追问：在技术高度介入之后，评价是否仍然忠实地反映学习过程？是否无形中放大了差异？是否让教育从“以人为本”转向“以数据为本”？

更为根本的是，当人工智能日益擅长处理标准化问题、执行程序化任务，教育评价便需要重新思考：什么才是人类不可替代的能力？内驱力、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想象、情感共鸣、价值判断、跨文化理解——这些超越人工智能的人类的能力，应当成为未来教育评价的核心关切。

放眼世界，教育评价正在经历从“标准化测试”到“素养本位评估”的范式转型。PISA将创造性思维纳入评估、芬兰对现象式学习的评价探索、新加坡对21世纪技能的系统评估，无不提示我们：评价改革的竞争，本质上是教育治理能力与人才培养质量的竞争。中国教育评价体系的“世界水平”，不在于简单对标某一国际排名，而在于形成既能回应中国问题又能激发中国智慧的崭新范式。

未来的教育评价，必然离不开技术赋能，但必须以价值理性为前提，以人的尊严与全面发展为指向。我们需要在利用技术便利的同时，保持对技术局限的清醒认知；在追求效率提升的同时，守护教育的人文内核；在拥抱创新的同时，传承评价的智慧传统。这意味着，教育评价研究需要跨越学科边界，整合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神经科学、人工智能等多领域的知识；教育评价实践需要保持开放心态，在试验与反思中不断调适；这更意味着，教育评价改革需要耐心与定力，因为真正的改变从来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在点滴积累中逐渐显现。

教育评价，始终需要在确定与不确定之间寻找平衡。我们追求标准的确定，以保障公平；我们承认差异的存在，以尊重多样性；我们致力于过程的确定，以支持成长。但我们也必须面对教育本质的不确定性——人的发展不是线性的，学习的效果不是即时的，成长的价值不是单一的。好的评价，应当在这种张力中保持谦逊与敏感，既提供必要的指引，又保留开放的空间；既追求当下的改进，又着眼于长远的未来。

关于评价的每一次反思，都是对教育本质的深度丈量；关于评价的每一项扎实研究，都是对未来可能性的积极探寻。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事关教育强国成败。要紧扣建设教育强国目标，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符合我国实际、具有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进一步指明了教育评价改革的方向与境界。

当评价真正回归“为了学习的评价”，当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适切的评价中获得成长的尊严与力量，我们便可以说：我们谈论的不只是评价，而是教育的未来。

来源｜《教育评价研究》第1辑

作者｜李永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党委书记、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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