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从生活逻辑到理论逻辑

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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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活逻辑到理论逻辑

每一个研究当代中国政治的中国学者都生活在当下，都被深深地卷入当代中国的政治实践之中，以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岗位和领域亲身参与着当代中国政治的运行、变动乃至变革。这也正是当代中国学者相比于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者或者其他理论工作者所具有的先天优势。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们的天然劣势，因为苏东坡曾经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的时候，面对现实问题、体制的规训，我们也会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将许多问题转化为应当，把复杂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国情民意。

当代中国的发展是值得挖掘的学术富矿

我们都知道，当代中国研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热点领域。曾经担任过澳大利亚总理的“中国通”陆克文曾经专门撰文谈到西方汉学要向中国研究，尤其是当代中国研究转向。据我所知，在过去20多年中，欧美主要的汉学研究重镇面对着中国发展带来的知识挑战，都进行了组织重构，研究资源的重新配置。以哈佛大学为例，托尼·赛奇教授领导的Ash研究中心虽然位于肯尼迪政府学院框架里，但由于他本人密切关注和深入参与当代中国的发展，从新世纪开始设立了高级官员培养项目，无论是资金还是人员活动量都在快速增长，其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大家熟知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之所以如此，除了因为中国快速发展带来的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以及研究资金的大量投入外，更重要的是当代中国的发展带来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框架的挑战。当代中国以及当代中国观照下的传统中国，都是值得探险的学术富矿。

当然，对于我们这一代研究者来说，当代中国政治研究除了有知识挑战的乐趣外，还有信仰的意义。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故国故土吾民，亲历着这个国家发生的深刻变化，享受着改革发展带来的巨大的物质成果，并且承受着与前辈人迥异的压力，前辈积累的经验不一定能回答我们内心的疑问。这个国家为什么会发展，发展的方向是什么，当下的状况如何，无时无刻不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和研究中。尤其当我们与国外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用威权主义、集权主义、民主转型等带有明确价值指向的概念来描绘、分析我们自己生活的制度，我总有一种特殊的异样的感觉，一种被俯视的感觉。因此，我们对当代中国的研究，也是在回答我们内心的疑问，应对外部的质疑，寻找未来的方向。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对当代中国政治的研究是通过田野调查、理论生产和实践参与三种基本方式实现的。我们通过这三种方式体验到政治运行中的生活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并从不同层次方向趋近中国这个复杂变化且超大规模的政治体，得出不同的图景。这些图景重叠交织在一起，使得研究的发现不断趋近现实，理论的命题更能揭示规律。

为当代中国政治研究的深入而奋斗

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是值得我们去投入和奉献的，田野、理论和实践对于我们认识这个复杂的系统都不可或缺，生活的逻辑、理论的逻辑和实践的逻辑虽然有所差异，甚至相互冲突，但根本指向应该是一致的，那就是政治是改善我们生活、提升我们精神道德的活动。这也许就是“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这个判断所蕴含的价值目标吧。当代中国人应该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自己合意的政治生活、政治制度、政治实践。

过去多年来的国际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的系统引入、国内学者长期的田野调查和丰富的案例积累、社会科学资助资金的大规模投入以及中国学者的理论自信心、自觉性的提升都为中国问题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我们现在有条件和理由跳出社会科学的“西方中心”与“本土化”，理论概念的“普适性”与“中国特色”的二元思维，从中国的转型实践中总结概念、抽象出理论，然后对现有的理论模型、方法论工具进行验证反思，从而使中国的经验成为世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基于中国经验的理论总结得到世界知识体系的验证。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要有清晰的中国问题意识，这首先意味着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关怀。只有在这种关怀的引导下，才能把研究路径、方法和工具有效地统一起来，形成具有解释力的理论范式。而中国研究理论范式的构建，应该以三个目标为指引。首先，理论的总结必须能够准确地反映社会现实，起码要符合人们判断的“常识”。其次，理论的总结应该超越“常识”，能使人们了解到社会现象背后潜藏的关系、问题乃至规律。最后，理论的总结应该超越知识，能给人们提供改造现实可操作的路径与方法。所以，就中国现实社会政治问题研究来说，重新思考马克思关于哲学使命的判断依然富有深刻的意义。他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杨雪冬：长安街读书会成员、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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