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有察觉到这个社会的基调有什么异样，但若仅凭这样的生活习惯，又缺乏理性的追求，社会几乎不可能不走向退化。依我之见，除非别无选择，我绝不会移民到这里。——达尔文《小猎犬号航海记》 1836年1月，达尔文踏上了澳大利亚的土地，展开他的环球旅行。初到这片陌生大陆，他的内心充满了憧憬与自豪。身为一名英国人，他看着悉尼逐渐繁华的景象，难掩心中的自豪感。 这是不列颠民族伟大成就的生动写照。自1788年1月26日亚瑟·菲利普在悉尼湾升起英国国旗以来，这片土地就成为了英国殖民者努力建设的核心基地。 当达尔文抵达悉尼时，这座城市的建设还不到半个世纪，却已拥有宽阔整洁的街道、大量房屋与仓库，以及货物丰富的商店。他情不自禁地感慨：我的第一感觉是庆幸自己生为英国人。

然而，这份自豪感很快便开始动摇。 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真正应该庆幸的，不是生为普通英国人，而是生为富有且有地位的英国人。当时的澳大利亚，随处可见被流放的英国罪犯。他们被分配到各个农场，日复一日地接受严苛的劳动和监工的鞭笞，绝无机会为自己的英国身份而自豪。 从最初的700多名罪犯开始，源源不断的流放犯成了殖民建设的廉价劳动力。然而，问题随之而来：澳大利亚很快便沦为秩序混乱之地。 澳大利亚学者欧内斯特·斯科特在《澳大利亚史》中记载，许多农场环境荒凉，治安官凶狠残暴，罪犯被迫进行无休止的劳动，稍有不从便遭受毒打。亚瑟港的某些罪犯甚至选择再次犯罪，希望以死刑结束生命，逃避治安官的折磨。

还有部分罪犯直接逃入丛林，伺机劫掠自由移民的马车。 澳大利亚的殖民定居点时常处于紧张状态，随时可能遭受烧杀掠夺。英国派出的调查委员会发现，原本道德良好的自由移民，也在这种环境中迅速变得道德沦丧。 达尔文曾在一处农场观察到：虽然农场设施齐全，但缺乏舒适感，而且没有一位女性居住。由于殖民初期女性稀缺，很多农场主都是单身，更别提那些劳作的罪犯了。 因此，当时澳大利亚的社会基调显得异常怪异，但难以一言以蔽之。仿佛每个人都受到环境的不良影响，达尔文所接触的上层社会人士也挥霍无度、缺乏最基本的道德，让人感到厌倦。

中层农场主每天与罪犯为伍，久而久之脾气也变得暴躁。达尔文感叹道：所有的人，无论贫富，都唯利是图。 于是，他得出结论：澳大利亚是一个前景黯淡的地区，社会迟早会退化。 凡是欧洲人踏足之处，死亡便与原住民如影随形。 达尔文如此感叹，是因为他发现每一片新大陆似乎都遵循着类似的规律。从科学角度看，他认为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是导致土著人口急剧减少的重要原因。不可否认，像天花这样的疾病传播，成为殖民扩张的隐秘手段，从本质上促成了原住民的灭顶之灾。

当然，达尔文也注意到英国人对澳大利亚土著的军事行动。 所有原住民都被赶到巴斯海峡的一座岛上去。——1830年，由于范迪门斯地的殖民者与土著人冲突频发，殖民当局组织了所谓的大围猎，所有居民持械组成包围圈，逐步缩小，企图捕获全部土著人。 虽然土著人凭借对地形的熟悉成功逃脱大搜捕，但最终仍被迫迁往小岛，并逐渐消亡。 达尔文未曾得知，除了拉网式搜捕，殖民者对土著的屠戮更为残酷。

英国传教士兰斯特洛·斯雷尔克德考察澳大利亚后向英国政府呈报：一大群人被驱赶到沼泽地，骑警围着他们不断兜圈，乱枪横飞，不分男女老幼，直至全部被杀。 英国学者理查德·埃文斯也指出，澳大利亚屠杀土著极为普遍，多数是释放的罪犯所为。 大量刑满释放的罪犯决定留在澳大利亚定居，新定居点需占用大片土地，自然与土著发生冲突。刚获自由的罪犯缺乏耐心协商，最简单的方式便是直接杀戮。欧内斯特·斯科特在《澳大利亚史》中提到，1838年新南威尔士中部的罪犯曾杀害30名土著人，殖民政府虽逮捕并判处其中7人绞刑，但他们却不理解为何白人杀黑人会被处死。多数屠杀行为未受惩罚。 约翰·威斯特在《塔斯马尼亚史》中描写：受伤者被重击，婴儿被丢进火堆，刺刀一次次刺入颤抖的身体。土著人围火而眠，却在黎明前化为祭奠的灰烬。

如此有组织的灭绝行为，连英国人都感到震惊。许多冒险来到澳大利亚的英国人，包括达尔文在内，一旦了解此情景，立刻心生震撼与愤怒，对这片大陆充满厌恶。 达尔文匆匆离开澳大利亚，最初的自豪感已消散。他留下了一句令人深思的话：曾以为澳大利亚会如美国般繁荣昌盛，但如今看来，这样的未来几乎不可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