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言咏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将于2026年1月1日实施，其中治安违法记录封存条款引发激烈的争议。争议焦点在于，封存范围涵盖了吸食毒品、强制猥亵、嫖娼等行为。在公众看来，这些行为具有严重的道德污点与社会危险性。人们对吸毒记录封存的抵触情绪尤为强烈。

对于一部影响深远的法规，公众当然有权表达困惑甚至反对。热议本质上源于关切。对立法者而言，开门立法的本义正是要广泛倾听各种声音。倾听不意味着任由民意裹挟，而是一种沟通的姿态。理解民之忧惧，解释民之困惑，在争议中促进共识，才能让法律真正走进人心。法律的进步既需要专业的构建，也需要人心的认同。

然而，任何公共表达都应当怀抱善意、恪守理性，不能滑向对他人的造谣和网暴。当争论沦为情绪宣泄而毫无理性思辨，就失去了意义。当讨论超越议题本身，演变成人身攻击，则突破了言论自由的边界。这都背离了公共讨论应有的样子。

回到争议本身，不少法学界人士已从专业角度作出澄清和解释，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法律上，与制贩毒品属刑法重罪不同，吸毒被定性为治安违法行为，而非犯罪行为。这或与公众的道德认知存在差异，却是客观的法律事实。

第二，封存记录不等于消除记录，核心在于限制查询，旨在让情节轻微者免于终生被禁锢于“吸毒者”的标签之下，最大限度地给予其改过自新、重启人生的机会。与此同时，独立的毒品治理体系仍对其保持严格管控，一旦行为危害性升级，法律制裁也将相应升级。因此，对吸毒治安违法记录封存，与对毒品的零容忍政策并不矛盾。

第三，制度并非没有例外。在法定授权下，封存记录允许被查询：一是有关国家机关为办案需要；二是有关单位可根据国家规定查询。比如，根据《幼儿园工作规程》《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等规定，招聘特定岗位时，用人单位可依法查询应聘者有无相关违法记录。

这些澄清或许不能立刻打消公众疑虑，但回应和沟通本身就迈出了重要一步。若能换位思考，真正理解公众的忧心，可做的还有更多。公众并非不支持给予违法者改过自新的机会，对封存打架斗殴等记录，舆论争议不大。但依循朴素的情感和直觉，难免质疑：吸毒怎么算轻微违法？毒瘾真能根除吗？与有吸毒前科者共事，会有安全隐患吗？

这与长期形成的观念有关，改变绝非一日之功。因此，除了持续在法理层面解疑答惑外，更需向公众普及我国毒品治理体系的实际运作，让人们看到追踪与管控不会缺位，封存不意味纵容与失控。对吸毒者而言，就算违法记录被封存，其仍然会面临公安机关3—5年的动态监管。一旦复吸，监管期限还会提升。

事实上，保障有吸毒前科者免于歧视性困顿，不仅是对其权利的捍卫，更是对社会整体安全的有益投资。戒断毒瘾既依赖于个人意志，更需要社会与家庭的系统性支持。家庭的排斥、社会的不包容是导致复吸的重要原因。在求职等关键环节因过往经历被“一票否决”，会将大量人员推向社会边缘，使其极易重蹈覆辙，构成社会隐患。

人们对吸毒者的刻板印象，往往是道德败坏、本性邪恶。但现实未必全然如此。他们或许是在对抗人生不幸时一念失足，其人性中的良善未必泯灭。他们并非“异类”，也有与常人一样的悲喜；也有爬出深渊，走向光亮的向往。

打破这堵偏见之墙，最有力的工具莫过于“过来人”重获新生的真实故事。成立于2015年的深圳“馨起点”朋辈辅导员队伍，是一支由戒毒康复者组成的志愿者团队。十年来，他们不仅为戒毒人员及其家庭提供支持陪伴，亦积极参与禁毒宣传。2019年，他们举办了一场主题为“涅槃重生”的演唱会，希望展现戒毒康复者的另一种人生可能性，提高社会接纳度。尽管遭遇了谩骂和讥讽，他们仍坚定地认为需要更多人站出来，以行动获得社会认可。如今，队伍从5人扩展到51人，他们可以坦然地对几千名孩子讲自己的故事，告诉他们：别碰毒品，真的会疼。

治安违法记录封存制度，在法律层面为他们卸下历史包袱，是现代法治的温情与善意。“馨起点”的实践，则是用行动撕掉标签，重塑信任，是消除公众忧惧的最好途径。这是法律和个体的双向奔赴，也是对法治、文明及人与人关系的深层探讨。当然，任何一项新的法律制度，都要在实践中接受评估，若有漏洞须及时优化，把握好个人权利保障与公共安全之间的平衡。我们相信，在良法善治的实践中，新的社会共识将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