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中期，大清国力达到了鼎盛时期，国家的财政开销比康熙、雍正两朝有所增加。以京师的常例开销为例，户部每年年底会编制次年的预算，并在次年年终进行结算。那么，在乾隆时期，京师一年的开销到底有多大呢？

根据《清朝文献通考》的记载，乾隆三十一年京师的具体预算数字如下：王公百官俸银为938700两，八旗和绿营兵饷为5033045两，盛京、热河围场、东陵、泰陵各官兵俸饷为1600000两，外藩王公俸银为128300两，内阁等处饭银为18300两，吏部、礼部养廉银为15000两，京官公费饭食银为110000两，内务府、工部、太常寺、光禄寺、理藩院备用银为560000两，内务府备用钱5000两，兵部馆所钱粮4180两，刑部朝审银、国子监膏火银各60两，钦天监时宪书银498两，宝泉、宝源局料银107671两，在京各衙门役食银83330两，内务府牵驼人米折3041两，五城栖流所备赈银200两，孤贫口粮钱2930两，内务府等衙门各牧银83560两，外藩、蒙古、朝鲜入贡赏银10000两。

这些开销合计为8587007两。可以看出，这些支出项目都是固定且必要的。实际上，这个数字从乾隆朝一直维持到道光朝，基本没有变化。按照《大清会典》的规定，出入均有常经，即每年的预算都基本稳定，通常只有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比如财政困难时，才会有所缩减，例如官员的俸禄可能被削减，或某些经费被裁减。这种情况往往是短期的，直到财政状况好转，才会恢复到原先的标准。京师的开销预算大致分为兵饷、官俸、行政经费、救济及内府供用五类，其中兵饷开支占了最大部分，几乎占了80%。

内府供用这项开支的比重较小，因为这部分预算是由户部提交的，而内务府本身有单独的预算。从乾隆时期的情况来看，内务府的预算开销数字也不小，约为三百万两左右。两者合计，差不多达到了1200万两，显示出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幸运的是，内务府有自己的收入来源，通常不需要向户部请求资金。常例支出之外，还会有一些临时支出，通常没有固定数额。这些临时支出依赖于捐输和报效等筹款手段，或者动用户部银库的节余来解决。在清朝前期，临时支出主要用于用兵、赈灾及较大的工程建设，其中军需开支最大，其次是河工、海塘等工程，再次是灾荒赈济支出。

根据不完全统计，乾隆、嘉庆、道光三朝的重大军需用款达37613万两，河工、海塘支出为9133万两，重大救灾支出为5348万两，三项合计超过5亿两，相当于十多年财政收入的总和。临时支出通常由户部向各省指拨，或直接动用户部银库的资金。但不管哪种方式，都可能影响户部银库的收入，从而影响京师的其他开支，除非动用历年的结存资金。实际上，为了应对重大的临时支出，清朝前中期不仅依靠开办捐输、缩减常例开支等常规筹款办法，动用财政节余也是常用手段。例如，乾隆朝大规模用兵时，往往是动用历年的节余。

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乾隆三十一年的财政收入为：田赋地丁银2991万余两，耗羡银300万余两，盐课银574万余两，关税银540万余两，杂税149万余两，常捐银300余万两。各项收入合计约为4854万两。当然，这个数字只是一个大致估算，实际上还有一些收入未被计算在内，如屯田赋银有78万余两。如果把所有的收入加上，乾隆三十一年全国的总收入大约在5000万两左右。乾隆中期的国家总收入大致维持在5000万两左右，但能进入户部银库并成为盈余的部分要少得多。除京师开销外，各省的开销数额也各不相同。平均计算，乾隆一朝户部银库的年收入为1242万两。到了乾隆末期，由于在湘黔、川楚等地用兵，户部银库的收入不断下降，乾隆六十年的盈余仅为39万两，嘉庆元年则亏损1280万两，显然与朝廷镇压白莲教起义有关。

总体而言，乾隆朝的经济状况相对不错，户部银库常年保持在7000万两以上的存银，直到嘉庆四年乾隆去世时，国库中仍有8000余万两存银，这也勉强符合了乾隆盛世的经济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