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1929年作为现代国家分期¹的一个根本性时刻

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已经过去了五十年。这些事件是始于1848年巴黎街头六月起义的一次历史运动的高潮，当时现代工业无产阶级首次发现了它的阶级自主性，它与资本主义体系的独立对抗性。另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再次出现在巴黎，即1871年的公社，它的失败促使“政党”这一口号得到普遍化，也增强了人们对将阶级自主性进行政治化组织的需求意识。

1848年至1871年；1871年至1917年。这种分期似乎为当代国家的理论化提供了唯一充分的框架。这种定义必须考虑到在横跨19世纪后半叶的革命危机中所揭示的阶级力量关系的全面变化。1848年阶级挑战给政治思想和行动带来的问题，催生了一种新的批判意识——在或多或少的神秘化中——即工人阶级现在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除非我们能抓住这种在资本和国家转型背后的阶级决定性因素，否则我们就会被困在资产阶级理论中；我们最终会得到一个与作为动态阶级关系的资本相分离的、形式化的“政治”领域。我们必须超越对“工业化进程”的平庸描述；我们的起点是确定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的世俗阶段，在这个阶段，剥削的辩证法（工资劳动关系固有的从属和对抗）被社会化，导致它延伸到现代国家整个政治和制度关系结构中。任何不包含这些理解的当代国家定义，都像黑格尔所说的“夜间观牛，其色皆黑”。

1917年是这个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断裂点：在这一点上，历史成为当代史。1848年已经证明的真相——工人阶级可以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一个独立变量出现，甚至可以达到强加自身政治自主性的程度——现在实现了它的完全实现，它的“自由突破”（Durchbruch ins Freie）。苏维埃土地成为了工人阶级对抗现在以国家独立形式构建的焦点。正因如此，它成为了国际工人阶级内部政治认同的焦点，因为它是一个当下即刻的、真实的、客观的阶级可能性。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从乌托邦走向了现实。从现在开始，国家理论将不得不考虑的不仅仅是剥削进一步社会化所涉及的问题。他们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已经获得政治身份、并成为自身历史主角的工人阶级。国家现在将不得不面对一系列阶级运动的颠覆潜力，这些运动在其物质内容中已经带有革命的内涵。换句话说，工人阶级世界革命的第一次飞跃所蕴含的巨大政治潜力被内化到了既定的阶级构成之中。在资本主义组织的每一个层面，现在都存在着工人阶级更深刻、更具威胁性和更矛盾的存在：一个现在是自主的、政治上前后一致的阶级。在这个意义上，1917年的独创性，它所呈现的挑战与此前工人阶级斗争周期的独特特征，高高在上，无可匹敌。从此，所有问题都呈现出新的视角和全新的维度；工人阶级的观点现在可以找到其完全独立的表达。

当然，十月革命的真正影响是缓慢地渗透到资本主义阶级意识之中的。起初，它被看作是一个本质上是外部的事实。最初的回应是试图——在不同程度上是成功的——将危险外部化，在军事和外交上孤立苏维埃共和国，将革命变成一个涉外问题。然后是内部威胁。对于紧随其后的时期中，国际工人斗争浪潮——即强大的新群众工会建立和挑战生产控制权的工厂委员会运动的爆发²——资本采取的一般回应是什么？在这个时期，只有落后、不成熟的统治阶级才以法西斯镇压作为回应。但是，更普遍的回应，即再生产改良主义的遏制模式，仅仅触及了新政治现实的表面。随后时期资本的总体目标是打败工人阶级先锋队，更具体地说，是破坏他们在这一阶段领导作用的物质基础：即一种包含相对高度“专业化”部门（工程技术领域典型）的阶级构成，以及作为其必然结果的自我管理意识形态。换句话说，主要目标是摧毁工人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的联盟基础，即布尔什维克组织所依赖的联盟。将先锋队与工厂隔离开来，将工厂与阶级隔离开来——从阶级内部根除那个政党：这就是资本主义重组的目标，是西方针对1917年的反攻的具体形式。泰勒制，福特生产革命和新的“美国式工作组织”恰好具备这一功能：通过生产过程的群众化和劳动力去技能化，将布尔什维克先锋队从阶级中孤立出来，并将他们从其霸权的生产者角色中驱逐出去。这反过来又加速了新的无产阶级力量注入生产，打破了旧工人贵族们的罢工力量，削弱了他们的政治潜力，并阻止了他们的重新集结。就像早期在19世纪中叶，资本试图通过一种新的工业结构来打破新生的无产阶级阵线，这种结构促进了劳动贵族的产生一样，在1917年之后，随着阶级内部这种分化的日益政治融合以及工人阶级在该断裂点之后所取得的政治重组，资本再次转向了技术镇压的道路。一如既往，这种技术攻击（在新部门中跨越式提升有机构成；装配线；流水线生产；科学组织工作；工作的细分/碎片化等）是资本对现有阶级构成的僵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对资本主义控制的威胁的第一个，几乎是本能的回应。

但恰恰是在这里，1917年之后质的新局面施加了限制。在战后经济转型的阶段，劳动力重组的可能性在短期内当然是存在的。但是，资本家阶级很快意识到，这种重组从长远来看将开创一个更具威胁性的局面。资本不仅将不得不应对这些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带来的阶级扩大再生产；它将不得不面对劳动力在更高层次的群众化和社会化所带来的即时政治重组。十月革命一劳永逸地将颠覆的政治品质引入了工人阶级的物质需求和斗争中，这是一个无法驱除的幽灵。鉴于这种新情况，技术解决方案最终会适得其反。它只会将阶级的政治重组重新推向一个更高的水平。与此同时，这种回应/反攻不足以应对资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如何在承认工人阶级政治兴起的同时，找到新的手段（通过对相对剩余价值榨取社会机制的彻底重构）来在体系运行中政治控制这个新的阶级。承认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必须伴随着在政治上控制它的能力。承认1917年的独创性，即资本的整个现有物质结构已经被颠覆，并且无法回头，迟早会成为资本的政治必然。

事实上，决战之日并没有等太久。一如既往，资本的政治主动性必须被迫去解放自己。在英国总罢工失败后不久——这一事件似乎标志着战后时期不断扩大的革命进程的外部极限——1917年的幽灵以一种新的、更具威胁性的面貌回归了。1929年之后的崩溃由于这种潜在的威胁而变得更加关键。资本主义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在针对它的镇压下已经被社会抹平的工人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大众化到其自主性必须被承认的地步，而且这个阶级同时必须在其颠覆潜力上被承认，并作为任何未来发展模式背后决定性的要素和原动力被掌握。1929年之后的大危机是真相大白的时刻，是之前对工人阶级进行的技术攻击在资本结构上的反弹，也是其局限性的证明：1917年的教训现在通过这种“延迟反应”强加于整个体系。1917年工人阶级的政治主动性及其精确而凶猛的破坏性，只在短期内是可控的，现在以整个体系的危机形式显现出来，表明它不能被忽视或逃避。早期试图回避问题、无视工人阶级对体系的具体政治影响的有效现实的尝试，现在反弹到了体系自身。危机打击最深的地方恰恰是资本最强大、技术转型最彻底的地方（在美国）。

从这个意义上说，1929年之后的危机代表了当代国家出现的一个决定性重要时刻：一个在很大程度上被马克思主义经济主义传统误解的政治转折点。危机的首要牺牲品是自由宪政国家的物质基础。1929年扫清了对1917年已经摧毁的那些价值的残余怀旧。1929年“黑色星期四”的华尔街崩盘摧毁了一个世纪的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和国家神话。它标志着“法治国家”的历史终结，这个国家被理解为一个旨在通过“正当程序”的资产阶级保障来形式上保护个人权利的国家权力机构，一个建立在公民身份基础上以保障资产阶级霸权的国家权力：这是国家与市场分离的经典自由主义神话的最终埋葬，是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

但在这里，这不只是一个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经典关系的颠覆和“干预主义”国家的到来问题。毕竟，1871年之后的时期也见证了国家干预的增长和生产方式的社会化。新的，也是将这一时刻标记为决定性的是，承认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它在体系内部所代表的不可消除的对抗是体系的一个必要特征，而国家权力将不得不适应这一特征。人们常常（而且不仅仅是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允许的有限视角下）将从大危机中出现的新国家的独创性定义为从“自由主义”向“极权主义”形式的国家权力的过渡³。这是一种扭曲的观点：它将对法西斯和法团主义解决方案的即时和局部诉诸，即政权的形式，误认为是区分资本主义国家新历史形式的中心首要特征：基于对工人阶级内在对抗的发现而重建的国家。诚然，这种重建具有可能的极权主义含义：但这仅在于它涉及对国家所有层面的内在对抗和斗争的认识。

矛盾的是，资本转向了马克思，或者至少学会了阅读《资本论》（自然是从其自身的视角，尽管这种视角是神秘化的，但它仍然是有效的）。一旦对抗被承认，问题就在于如何使其运作起来，以防止对抗的一极脱离出来，进行独立的破坏性行动。工人阶级的政治革命只能通过承认和接受新的阶级力量关系来避免，同时让工人阶级在一个总体机制中发挥作用，这个机制将把其持续的权力斗争“升华”为体系内的一个动态元素。工人阶级将被功能性地控制在一系列均衡机制中，这些机制将通过对“收入革命”的周期性调整而动态地重新调整。可以说，国家现在准备好进入公民社会，通过一个对均衡条件进行永久性重新调整的过程，不断地重新创造其合法性的源泉。新的“宪法物质基础”成为了作为计划者的国家，或者更确切地说，成为了作为计划的国家。因为很快，这种在博弈力量之间重新平衡收入的机制就以定期计划的形式被清晰地阐明。为一个特定时期的计划所设定的均衡模型意味着，每一次主动行动，每一次将均衡重新调整到新水平，都开启了宪政国家自身的修订进程。换句话说，通往稳定的道路现在似乎取决于对这种新的不确定国家权力基础的承认：国家规划的动态性意味着接受一种以“永久革命”为对象的“永久革命”——这是资本方面对这一口号的一种矛盾的扬弃⁴。

但资本的科学必然在揭示的同时也进行着神秘化。它抓住了新的阶级力量关系，它记录了工人阶级被内化到国家生活中并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主要动力的中心角色的痛苦过程。但与此同时，它神秘化和隐藏的，与其说是工人阶级这种兴起的对抗性质，不如说是其对整个体系的影响的普遍性。它掩盖了维持这种不稳定的可控均衡作为国家新形式所必需的暴力。事实上，它甚至极力颂扬新社会及其暴力行动领域是“共同利益”、“公意”在行动的实现。在这种神秘化与对新阶级力量关系的批判意识的相互作用中，资本的科学再次揭示了矛盾元素的必要共存。一如既往，它被迫进行艰巨的分析和辩护任务，在对现有框架不确定性的批判意识和实现稳定的决心之间狭路而行。最终，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可能方案是相信一种独立的政治意志；一种能够重新结合资本主义体系各种必要但相互对立的元素——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和剥削的社会化；组织和暴力；为了剥削工人阶级而对社会进行的组织——的“政治奇迹”。

改变的不是资本主义进程的基本性质，而是框架，是剥削现在必须在其中运作的维度，以及资本被迫要在其上宣示自身的阶级主角。政治奇迹似乎愈发必要，因为阶级的对抗性存在意味着每一次摩擦都成为警报的原因，每一次错误都可能被证明是灾难性的，每一次运动都可能预示着两个陷入斗争的阶级之间力量平衡的戏剧性变化。正是工人阶级的非凡力量，在其所经历的革命经验的支持下，留下了它的印记，并施加了那些不断需要在体系所有层面进行干预的不平衡。

资本主义科学必须记录下这一事实。它做到的程度，可以说是它对新形势的把握和理解的尺度。追踪这一复杂过程，揭露它并区分其科学和意识形态成分，是工人阶级批判的任务。在本篇文章中，我追溯了凯恩斯从十月革命到大萧条时期关于资本主义体系整体危机的思想和反思的发展。因为正是他，在面对资本处于这个关键转折点的新形势时，表现出了最大的意识和最精炼的政治直觉。正是凯恩斯为国际资本主义阶级指出了需要应用的疗法，他做出了清醒的诊断。凯恩斯也许是对资本主义重建，以及作为对1917年革命性工人阶级影响的反动而出现的新形式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深刻的理论家。

第二部分 凯恩斯与1917-1929时期：理解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影响

那么，我们如何追踪这个时期资本主义意识的发展？资本以何种形式、在何种程度上抓住了29年危机的根本性影响？最重要的是，资本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了1917年与1929年之间的联系？

正如我们上面提到的，十月革命被从两个方面看待：在国际上，它被视为一个反革命问题——孤立苏维埃俄国；在国内，它被视为一个镇压工人阶级强大的工会和政治运动的问题，这些运动将革命经验扩展到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种经验表现出其同质性；无论运动采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1918-1926年），还是更直接的工会主义形式，其共同的参照点都是某一特定类型的阶级先锋队和对生产自我管理的要求³。

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国际资本主义领导层如何将问题的这两个方面严格分开。他们使用了不同的技术来应对这两项革命挑战。资本主义思想尚未确信工人阶级的国际统一存在。它将这两个方面分开，至少部分解释了它对真实情况的灾难性误解。

至少，这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观点。如果说资本主义重建国际秩序的关键时刻是凡尔赛合约，那么这是一次失去的机会。他认为，在这场延续了数百年、涉及民族国家间权力关系的传统最后一幕中，人们完全没有理解阶级斗争的新维度，这在问题两个方面的分离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否则，凡尔赛的愚蠢行为如何解释？这项条约非但没有制定一个拯救欧洲于废墟之中的计划，反而仅仅表达了几个世纪以来强权政治的挫败感和复仇情绪。当革命的浪潮敲响大门时，胜利国的领导人仅仅建立了一个惩罚性体系，而这个体系根本无力重建欧洲秩序。外交伪善甚至战胜了停战协定中作出的承诺。

这绝非捍卫该体系并赋予其新结构的正确方式。相反，它只会导致危机深化。特别是，强加给德国的赔款所带来的经济上的愚蠢行为，确保了和平条约的影响将不仅在德国，而且在整个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网络中累积性地灾难性延长。

“如果我们蓄意使中欧贫困化，我敢预测，复仇将不会迟到。那场最终的、介于反动势力和革命绝望痉挛之间的内战将不会被延迟太久，在这场内战面前，晚近的德国战争的恐怖将黯然失色，并且无论谁是胜利者，它都将摧毁我们这一代人的文明和进步”⁴。

那么，正确的道路是什么？只有一个，也仅仅一个：巩固中欧的经济，使其成为对抗来自东方苏维埃威胁的堡垒，并以此来遏制内部的革命运动——简言之，就是将资本主义防御体系中的两条战线重新统一起来：

“据说列宁（Lenin）曾宣称，摧毁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好办法是败坏其货币……列宁无疑是正确的。没有比这更微妙、更可靠的颠覆现有社会基础的手段了……通过将对企业家阶级的普遍仇恨，与因通货膨胀必然带来的对契约和既定财富均衡的暴力和武断扰乱所造成的社会安全打击相结合，这些政府正在迅速地让19世纪的社会和经济秩序无法继续维系……”⁵。

这是凯恩斯在1919年的立场。通过追溯他从这次论战到《通论》（General Theory）的思想，我们或许能够把握在一战后危机时期，整体资本主义战略的艰难过渡。在这一早期阶段，凯恩斯警告了《凡尔赛和约》的灾难性后果以及其中隐含的错觉，即阶级关系并未因工人阶级与战前体系的决裂而改变。我们仍远未对当代国家新政治周期的任何精确理论有所把握。凯恩斯后来将他对工人阶级与体系决裂的意识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存在理由”（raison d'étre）的能力，在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迹象。然而，他对新阶级局势的这种原始但根本性的直觉，已经照亮了未来岁月里的核心问题：如何阻挡、如何控制十月革命对资本主义秩序的影响。为了讨论凯恩斯思想的连续性及其理论的一致性，我们必须超越其著作的字面意义，去揭示其背后的普遍问题⁶。

在这一阶段，我们处理的是一种政治直觉。它还远未成为一个科学体系。事实上，从成熟体系的角度来看，奥林（Ohlin）在1925年反对凯恩斯对赔款影响的看法时，可能比凯恩斯本人更具凯恩斯主义精神，他指出赔款的支付可以对国际经济均衡的新水平作出动态贡献⁷。无论如何，到1922年，凯恩斯自己的立场已经发生了变化。当初迫使他离开巴黎条约谈判桌的“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愤怒”⁸，现在平息了。他的视野现在变得更表面上乐观了：

“如果我回看两年前，再读一遍我当时写的东西，我发现那些曾经的危险现在已经安然度过。欧洲普通民众的耐心及其制度的稳定性已经经受住了他们所能承受的最严重冲击。两年前，那个违反正义、仁慈和智慧的条约，代表着胜利国的一时意愿。受害者会保持耐心吗？还是他们会被绝望和贫困驱使去动摇社会的根基？我们现在有了答案。他们一直很有耐心”⁹。

然而，凯恩斯的基本政治直觉已经暗含了对资本主义发展主要维度的激进新理解。罗伯逊（Robertson）以极其清晰的方式认识到了这一点：

“现在，凯恩斯对欧洲经济结构的分析中，令人震惊的一点是，它在某些方面与战前乐观、自由贸易、和平主义哲学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对立的，并且更接近于那些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构建起保护主义、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大厦的根基”¹⁰。

罗伯逊继续指出，这隐含地违背了自由放任主义（laissez-faire）的概念，并且在这里，国际政治问题被看作是内部力量关系组织的问题。

除了其公众知名度之外，凯恩斯在1919年的警告似乎没有什么影响力。它遭到了媒体的拒绝：

“事实上，凯恩斯先生的著作最引人注目的特点之一，就是它所揭示的政治上的不成熟，甚至可以说是幼稚”¹¹。

政治家们，无论是年轻的还是年长的，都异口同声地嘲笑，并且基本上用千篇一律的措辞回应。克列孟梭说：

“凯恩斯先生的经济论点很强硬……他毫不克制地挑战了盟国（读作‘法国’）的无理要求……这些责难如此 Brutal violence（粗暴无礼），以至于如果作者不是厚颜无耻地认为通过公开它们可以为其事业服务，我是不会对此发表评论的。这太清楚地表明了某些人的头脑变得多么不平衡”¹²。

还有丘吉尔：

“……凯恩斯以无可争议的常识阐述了金融和经济条款的荒谬。在所有这些方面，他的观点都是好的。但是，被他天生对那些将被庄严宣示的经济条款的反感所驱使，他对整个和平条约大厦进行了全面谴责。他有资格谈论经济方面，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于问题的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他判断得并不比其他人更好”¹³。

至于资本，它的回应是旧的，尽管更极端：旧到像1848年或1871年那样。使用镇压力量来击败阶级的政治运动；大规模解雇激进分子；以及，作为第二步，通过技术飞跃和提炼相对剩余价值榨取机制来吸收劳动力的新进展。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工人委员会和强大的革命工团主义浪潮被击败了——或者更确切地说，他们被剥夺了在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群众之间进行任何革命性辩证的可能性，这曾是他们的组织基础。他们只是被关键部门劳动力重组所破坏：通过劳动合理化的新技术，通过去技能化和大规模装配线。一如既往，工人阶级斗争浪潮强加给资本的第一个回应是改良主义的：到20世纪20年代初，这成为了一个普遍化的技术创新进程。资本被迫通过新部门的扩张，通过对生产要素的根本性重组来吸收工人阶级的冲击。

但是，沿着这条旧路走多远是可能的呢？情况难道没有彻底改变吗？凯恩斯的立场，即反对经典自由主义将政治分离，是一种泛泛的坚持，认为政治元素必须被内化到经济中。但即使是这个泛泛的真理也被资本家阶级遗忘了；他们拒绝——后果严重地——面对苏维埃俄国现在为工人阶级提供了一个不可逃避的政治参照点这一事实。如果其遏制项目要取得成功，资本主义体系将不得不证明自己有能力将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实体重新纳入。相对剩余价值的机制是不够的。事实上，它唯一的作用是扩大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创造出阶级进一步的群众化，并加剧其向周期性危机发展的倾向。供给的扩张（生产能力和大规模生产产业的增长）并没有有效地引出相应的需求压力。“需求”尚未被确认为一个有效的“主体”——即工人阶级。

凯恩斯的立场，仍然只是一种政治直觉，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不充分的：它需要以科学的方式加以阐述。他的力量在于，他为解决方案奠定了方法论条件；他正确地识别了问题。追溯他在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和政治活动，就像是追随一个在旷野中哭喊的声音，一个手无寸铁的先知发出的辛酸言论。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见证了政治直觉逐渐转变为科学论述。这一转变始终发生在持续的政治事件冲击下，在工人阶级的压力和资本所决定的政治必然性之下¹⁴。我们已经注意到，根据罗伯逊的说法，早在《和平的经济后果》（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一书中，自由放任主义就已经被暗中放弃了。但这只是含蓄的，在凯恩斯看来，它表现为世界大战的破坏和随后的革命浪潮所造成的国际秩序的不稳定性。从现在开始，旧秩序的危机问题将主要聚焦于英国政治舞台。

萨伊定律（Say's Law）不再有效，因为它没有认识到维持资本主义体系可能是一个问题。它假定体系完全是自我调节和自发性的：换句话说，它否认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潜在的体系否定物的存在¹⁵。现在，当工人阶级问题在凯恩斯的著作中逐渐以科学形式呈现时，它也倾向于根据经济科学神秘化的专业传统来定义：作为古典经济学粗俗的客观主义传统中的一个就业问题。但在他以政治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的早期阶段，是阶级斗争占据了上风，并被召唤来使经济科学的范畴历史化。科学被引回了历史现实。英国工人阶级在这些著作中以其全部的革命自主性出现¹⁶。对于他的大学同事和那些自由派朋友，对于那些嚷嚷着总罢工是非法的、已经超出了宪政行动界限的人，凯恩斯给出了一个简短的答复：

“可能吧，但那又怎样？” 阶级运动可能看起来是非法的，但这仅仅是因为制约先前体系和决定先前合法性的力量平衡已经消失了。力量关系已经改变，合法性必须调整以适应新情况¹⁷。萨伊定律不再有效，因为政治和经济均衡的变量已经改变。情况中的新因素是工人阶级的自主性。

“工会的力量足以干扰供给和需求力量的自由运作，而公众舆论，尽管有所抱怨并愈发怀疑工会变得危险，但在其主要论点上支持工会，即煤矿工人不应该成为他们从未启动过的残酷经济力量的受害者”¹⁸。

因此，创造一个新的政治均衡意味着要考虑到这种新情况，这些新的力量关系。如果萨伊的供给和需求方程式不再起作用，那是因为引入了新的未知数。而现在有必要将这些未知数整合到经济科学中。

“旧世界党派的思想，即你可以，例如，改变货币的价值，然后任由随之而来的调整由供给和需求的力量来完成，属于五十或一百年前的时代，那时工会是无力的，而经济的巨型战车被允许在进步的高速公路上横冲直撞，没有阻碍，甚至得到掌声”¹⁹。

不应低估凯恩斯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时期的批判深度和重要性，从科学角度看也是如此。这次对萨伊定律的攻击意味着摧毁一个有百年历史的意识形态，一种根深蒂固的精神态度，它越不符合现实就变得越坚固。它意味着解构一套基本价值和规范，这些价值和规范在19世纪指导了资产阶级政治科学。

“那个资产阶级头脑，”马克思曾写道，“它在工场中赞美劳动分工，将劳动者终生束缚在局部操作上，以及他完全从属于资本，认为这是一种能增加其生产力的劳动组织——这同一个资产阶级头脑，也以同等的力度谴责任何有意识地试图对社会生产过程进行控制和调节的行为，认为这是对诸如财产权、自由和个人资本家倾向不受限制地发挥等神圣事物的侵犯。非常具有特点的是，工厂制度的热情辩护者，除了指责社会劳动的一般组织会将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巨大的工厂之外，再没有更具杀伤力的东西可以拿出来反对了”²⁰。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因此是对经济科学对象的彻底摧毁，因为政治经济学在结构上是以经济均衡理论为前提的，即一种允许无限、自由地进入财富世界的元素整合和功能共生。经济科学是建立在这些预设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概念上的。一旦它们受到根本性的批判，马克思所指的“风险”，事实上是整个社会将被转变为一个巨大工厂的可能性，就被隐含地接受了。

然而，凯恩斯的批判也就到此为止了。对对象的摧毁只是为了重建它。他后来甚至声称，一旦达到充分就业的条件，新古典主义的经济均衡定律将再次发挥作用²¹。资产阶级辩证法不知扬弃，它无法推翻其对象。每当凯恩斯达到其批判的极限时，他都会被一种哲学所阻碍，这种哲学让他止步不前。即使他放弃了更庸俗的神秘化，他仍然被困在商品拜物教的奥秘世界中；他退回到形式化的图式，并着手重建一个平衡经济的条件。除了均衡之外，对一般等价物的神秘化形式的再次确认之外，没有其他可以追求的目标。剩下的只有“灾难党”²²，以及一种绝望的信念，即历史——换句话说，均衡之外的一切——只不过是白痴们的作品：“既不是深刻的原因，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命运，更不是宏大的邪恶”²³。

“贫困和赤贫问题，以及阶级和民族之间的经济斗争，只不过是一个可怕的混乱，一个短暂而不必要的混乱”²⁴。

因此，科学家试图在资产阶级知识可能性的极限上恢复形式上的均衡。甚至没有一种完全而坚定的信念感：他有意识地掩饰着一种根本上——也必然地——非理性的义务，一种任何理性内容的模糊替代品²⁵。

显然，凯恩斯的目标，在对19世纪自由放任主义意识形态的第一次攻击，以及对工人阶级自主性突发所创造的新形势的本能理解之后，将是重建一个新的均衡模型。然而，直到1936年的《通论》问世，这才获得了最终的形式。在20世纪20年代，他的工作主要还是批判性的：他攻击了金本位的恢复²⁶，并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已经进入的社会化新阶段²⁷。最重要的是，他坚持国家干预的必要性，以调解阶级冲突并保障经济均衡²⁸。这项工作本质上是批判性的而非系统性的。新的阶级关系条款尚未以任何系统性的方式整合到凯恩斯的分析中；它们尚未成为有效需求、日益增长的风险、关于新利率理论等概念的构成性部分：它们尚未成为一个体系。

在作出这种区分时，还需要强调一个更普遍的理论因素。仅仅记录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群众化事实，并因此主张增加国家干预，既不具独创性也不充分。首先，它只能部分地把握通过危机而出现的新国家形式的特征。但其次，它在历史上仅仅对应于第一种针对新兴工人阶级而组织起来的国家概念化类型。波拿巴（Bonapart）主义政权类型，在意大利落后情况下的法西斯政权，或者在1870年之后的斗争阶段中普鲁士国家社会主义的某些变体，都属于这种类型。从1929年出现的这种新国家形式的具体特征，是国家干预主义框架内所运作的、以及干预所基于的阶级动态类型。换句话说，只有1929年大危机的经验，才能让资本主义科学在迈向国家新定义的道路上，再向前迈出这一步。为了让这成为可能，1917年的革命必须在历史上战胜他们试图将其束缚在其中的孤立²⁹。

第三部分 凯恩斯——从政治到科学的转变（1929年——资本内部的工人阶级）

假设1917年的事件对1929年的事件没有影响，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在这句话的显而易见性背后，隐藏着一个历史关系网络，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它，它将赋予29年危机一个更大的整体意义，即使它不能完全解释这场危机。因为一方面，1929年危机是美国经济体系性质的直接产物，但与此同时，它也是由以下因素造成的：（a）体系内部矛盾的累积，这可以追溯到世纪之初；特别是（b）这些矛盾的加剧，因为20世纪20年代生产的群众化，在政治和工会层面，因工人阶级在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影响而变得必要。危机立即呈现出国际维度的另一个原因是，战争、和平³⁰、革命和反革命尝试所带来的一系列贸易关系不稳定³¹。甚至连资本主义对危机的理解也接受了这一系列原因——至少在政治层面上，1917年被视为原因之一，因为它所代表的潜在替代方案迫在眉睫³²。

作为一种外部解释，到此为止是没问题的。现在，凯恩斯所扮演的角色就是让这种解释在对危机的分析中发挥作用——使其科学化。一个持续存在的问题，在危机的严酷性刺激下，最终找到了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案：

“凯恩斯为大萧条做了很多，同样真实的是，大萧条也为凯恩斯做了很多。它提供了挑战、戏剧性，以及实验性的证实。他以这样一种人进入了它，即如果向他解释《通论》，他可能会接受。从之前的记录来看，我们不能说更多了。在它结束之前，他已经带着战利品离开了，这个思想体系将使他被铭记”³³。

事实上，危机揭示了他所识别的单个要素的辩证运作。在他看来，1929年危机背后的因素是什么？是供给过剩的累积，这直接影响了净投资水平，使其下降，因此也导致了资本的边际效率表中的价值降低。换句话说，只有当我们理解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发展条件时，我们才能理解1929年危机的特殊性，当时供给基础的扩大（在战争工业转型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和劳动生产率的非凡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耐用消费品生产增长）并没有伴随着供需关系的变化。那个时期的政治统治阶级虚伪地坚持“金融审慎”的概念，这不过是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的粗俗伪装。他们不愿接受供给的群众化应该与需求的同等群众化相匹配——事实上，他们竭力寻求和捍卫供给独立性的政治保障。日益增长的资本社会化伴随着资本方面对自己政治自主性的错误主张。而现在，凯恩斯总结道，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缺乏理解付出代价³⁴。

这就是《通论》的起源，凯恩斯的政治宣言。这是一份保守派政治思想的宣言，其中，对当前萧条的感受和对一个不确定未来的焦虑，矛盾地结合在一起，迫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学进行系统性的革命化。有人说：

“将资本主义视为一个随时可能陷入停滞的体系的愿景……渗透并，在某种意义上，主导了《通论》”³⁵。

如果我们将这种迫在眉睫的危机理解为凯恩斯所记录的政治事实，并以它作为反击，试图扭转它，那么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在《通论》中，他对停滞理论的引用是论战性的，这暗示着如果该体系希望自救，那么一个昨天可能无法避免的资本主义命运在今天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提到“需求”，就是提到工人阶级，提到一个已经找到政治身份的群众运动，提到一种对体系进行暴动和颠覆的可能性。凯恩斯是一位目光敏锐、聪明的保守派，他正准备对抗他知道即将到来的事物。正是这种源于绝望的张力，赋予了政治意志力量，使其能够以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意识形态命题呈现自己。这正是凯恩斯主义意识形态的必然性所在。

从《通论》的早期章节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与未来的关系是凯恩斯对资本内部运作进行分析的一个基本部分。期望（expectations）的概念将现在和未来结合在一起：期望对就业水平有着直接的影响，因为它对确定资本的边际效率水平有直接作用³⁶。

到此为止，凯恩斯与古典经济学家们是站在同一边的。但今天的情况不同了：那些如果想产生正值就必须基于企业家信心的期望，现在已经被一系列不可控的风险所动摇——而这恰恰是在资本有机构成较高、对大面积不确定性的容忍度更低的时候。危机摧毁了对未来的信心和确定性，摧毁了资本的基本“惯例”（convention），即结果和后果必须与期望相符。所以，凯恩斯的第一个当务之急是消除对未来的恐惧。未来必须被固定为现在。“惯例”必须得到保障³⁷。

在这里，我们有了对干预主义的第一个精确定义。这不再是一个政治便利的问题，而是一个技术上的必然；它不仅仅是记录经济发展的社会化，而是为发展形式和节奏建立一个实质性的参照点³⁸。投资风险必须被消除，或降低到“惯例”的程度，而国家必须承担起保障这一经济学基本“惯例”的职能。国家必须保护现在不受未来的影响。如果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方法是从现在内部投射未来，根据当前的期望来规划未来，那么国家就必须扩大其干预，承担起计划者的角色，从而使经济被纳入到法律之中³⁹。在其干预中，国家将根据一系列规范行事；它将规定将要发生什么。它不会保证未来事件的确定性，但它将保证“惯例”的确定性；它将寻求投射到未来的现在的确定性。这是第一步，是汇集资本生产和政治统治阶级的第一个形式——一种仍然是间接的，但极其必要的形式。实际上，该体系的生命不再取决于企业家精神，而在于摆脱对未来的恐惧。而国家的法律基础，根据定义，就取决于此。

对未来的防御，一种面对未来紧急稳定资本主义力量的愿望。这是凯恩斯的参照系，其阶级性质是显而易见的。这是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对萨伊定律的批判已经说过的内容。但在这里，由于危机，这种与新变量关系——科学必须研究和理解——的局面，带上了一种新的戏剧性紧迫感。这个凯恩斯如此急于追究的“未来”是什么？再一次，它是灾难，是困扰着他和他的同类的灾难，他看到了这个“灾难党”以工人阶级的活生生形式呈现在他面前。这为凯恩斯那句经常被当作肤浅俏皮话重复的话：“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这里，它更像是对他自己阶级命运的一种预感。我们应该将凯恩斯那经常被批评的、将他整个分析引回静态参数的决心，看作是另一次试图排除一系列灾难性可能性，并通过延长现在来取消未来的尝试。

因此，在这里，凯恩斯对资本主义重建的项目也必须考虑到工人阶级斗争。面对这一事实，他的分析更深入了。第二个元素被添加到干预主义的定义中：在这里，国家被视为生产性资本的唯一的集体代表⁴⁰。具体的政治必然性促使凯恩斯得出这个结论。早在他的期望分析中，他就已经识别出一些结构性要素（与投机等病态要素一起），这些要素有可能使该体系崩溃——例如竞争模式、期望预测错误等。仅仅通过法律规则消除病态要素是不够的；病态和结构性要素都必须在事实上被消除。无论如何，它们都不能被允许危及该体系未来的安全。

“就我个人而言，我现在对仅凭货币政策来影响利率的成功持怀疑态度。我预期会看到国家……承担起直接组织投资的越来越大的责任……”⁴¹。

因此，需要更坚实、更根深蒂固的未来整体保障。法律和间接形式的国家干预将不足够。国家仅仅保障连接现在和未来的基本经济“惯例”是不够的。还需要一些更进一步的东西。国家本身必须成为一个经济结构，并且，凭借其成为经济结构的特性，成为一个生产主体。国家必须成为所有经济活动的集结中心。这是一个重大的进步！正如马克思所说：“……在它夺取社会生产的控制权时，劳动过程的技术和社会组织被革命化了，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经济历史类型”⁴²。

更不用说国家了！在保障连接现在与未来的“惯例”时，国家仍然是一个为资本家服务的结构；但当它直接将自己定位为生产性资本时，国家也试图克服市场经济及其与个体资本家之间的间接关系可能带来的结构性摩擦。因此，它成为一种新形式的国家：社会资本的国家⁴³。

暂时，我将跳过这种新干预主义定义，或者更确切地说，这种新国家类型的更明显例子。我稍后会回来讨论它们。相反，我想看看一个特殊而根本的理论时刻，它既说明又具体化了凯恩斯思想的这一更进一步的进步：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等同假设。

我们知道，在《货币论》（Treatise）中并没有提出这种等同；在那里，储蓄与投资之间的关系被视为旨在维持稳定价格水平的经济政策目标。但在《货币论》（1930年）和《通论》（1936年）之间，凯恩斯改变了主意，并提出了一个可衡量的等同概念，即在体系内部，储蓄与投资是等同的⁴⁴。这种改变的原因从其发生的时期变得显而易见：在1930年至1936年之间——也就是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在这一点上，政治上的迫切性变得更加紧迫，并促使凯恩斯采取更激进的立场。

简而言之，新的经济模型必须消除所有未被消费、未被投资的收入的痕迹和可能性，所有资本的过剩生产，即所有流通的功能障碍。请注意，这个模型不再描述行为形式——它是规范性的，它规定了必要的先决条件。它是规范性的，因为只有当这些先决条件能够由国家的人格来保障并内在于其人时，才有可能应对（或者更确切地说，防止和控制）经济周期的萧条时刻，并且，总的来说，才能够实现整体经济秩序的政治可操作性。否则这将是不可能的。

因此，会计单位作为一种预算工具出现了，并成为国家活动的基本要素；有了这个武装，国家被确认了其作为社会生产集结中心的角色⁴⁵。

显然，将国家定义为社会生产性资本的集结点，所带来的问题比它解决的更多。首先，鉴于凯恩斯没有将国家社会主义视为其前提的必然结果，他不可避免地要面对资本的经济统治阶层与国家/政治阶层之间的关系问题，即两者之间的沟通和衔接，以及将保障和发展这种关系的机构。在这里，凯恩斯在对投机者和私人资本家的谩骂与对私人资本的忠诚宣言之间取得平衡——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其次，凯恩斯提出这个等式，其目的是标志着从银行倾向于主导投资的阶段，向生产领域本身直接决定投资的新阶段的过渡；更笼统地说，他试图

“将货币理论推回到成为一个关于整体产出的理论”⁴⁶。

但所有这些都只是略有提及⁴⁷。

我们可以继续识别出一系列被提出但未解决的问题。尽管如此，尽管凯恩斯提出的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等同是试探性的，并充满暗示，但它还是赋予了国家一个明确的新形态：它不再仅仅是经济支持和激励、稳定和创新的来源；它已经成为经济活动的原始推动者。在这里，对自由放任主义的批判被推到了极限：社会本身被铸造成了工厂的模子——而个人资本主义的最后残余日益受到压力。

到目前为止，与未来的关系——因为它代表着与工人阶级的斗争关系——是在严格定义的资本结构内部建立的。到目前为止，凯恩斯已经开始解释资本主义国家改革的必要性，以期减轻（如果可能的话，消除）压在未来之上的恐惧。到目前为止，工人阶级斗争已经迫使资本进行一场改良主义的运动。但是它如何在资本内部定位自己？我们如何在这一先进的重构层面上，找到工人阶级充满矛盾的存在再次表达自己？干预主义的演变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已经强加给了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对那个时期政治和工会运动的回应；现在，在危机和重构之后，它变得具有决定性。但是，在资本“内部”所提出的与工人阶级的关系，其性质和质量是什么？

随着凯恩斯的出现，资本主义科学迈出了显著的一步：它将工人阶级确认为资本内部的一个自主时刻。通过他的有效需求理论，凯恩斯将处于斗争中的阶级之间的力量平衡这一政治概念引入了政治经济学⁴⁸。显然，凯恩斯论点的意识形态（但也是必要的）目标是支持该体系：对凯恩斯来说，问题是如何在一个构成有效需求的各种力量平衡被认为是固定不变的背景下，建立一个有效需求的平衡。但这个政治目标——这将要求工人阶级自主性永远被限制在一个给定的现有权力结构之内——恰恰是凯恩斯主义的悖论：它被迫承认工人阶级是发展的驱动马达，因此，凯恩斯静态定义的均衡概念实际上永远无法以静态方式实现。任何试图定义静态均衡方程式的尝试，都是，并将永远是，在必然是发展中的局势中，对均衡的艰苦寻找。实际上——正如凯恩斯似乎所承认的——该体系之所以能运作，不是因为工人阶级总是在资本内部，而是因为它也能够走出资本；因为持续存在着它确实会这样做的威胁。科学的问题，以及政治的目标，必须是遏制和吸收这种威胁，这种拒绝，并在更高的新层次上吸收它。如何做到，下一步是什么？资本必须确保增长的动态因素受到控制，从而使力量平衡保持不变。换句话说，问题永远没有解决；它只是被推迟了。仔细观察，我们可以看到，资本的动态性在这一点上只是持续斗争的结果，在这种斗争中，工人阶级的推动被接受了，同时也在锻造新的武器，以防止阶级在资本之外行动，并使其在一个轮廓不断被重新描绘的框架内行动。

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能的？有效需求的概念在其内部包含了数十年来工人阶级如何对资本产生影响的经验——而这种影响没有任何减弱的迹象。然而，在凯恩斯那里，你只找到了对政治局势是戏剧性的意识，然后这种意识被转化为一种试图将危机和斗争转变为发展驱动马达的尝试。这能走多远呢？“从长远来看，我们都死了。”

但让我们更详细地审视一下情况。大危机背后的原因在于，在需求和消费倾向受到压力的政治局势中，供给过剩变得明显；这导致了广泛的经济阵线出现重大失衡，进而对净投资产生了有害影响。诊断本身就提供了一个补救措施——增加需求量，提高消费倾向。但由于消费倾向的变化本质上是收入的变化，以工资单位衡量⁴⁹，这意味着与某一阶段有效实现的需求相对应的均衡，将是工人阶级就业水平决定总产出供给价格和企业家收益期望的那个值。

必须承认，当你以这种方式阅读凯恩斯时——一个凯恩斯试图确定并最终敲定的、该体系各个内部部分几乎是循环相互依赖的关系——要找到其思想的政治品质并不容易⁵⁰。但仔细观察会发现，他的整个相互关系体系都建立在一个单一的假设上：工资的向下刚性⁵¹。他思想背后“最终的独立变量”是“由雇主和雇员之间达成的交易决定的工资单位”⁵²。正是在这里，围绕着这个主题，凯恩斯的理论揭示了其本质：它承认并利用了工人阶级的力量，及其所有的自主性。这个阶级既不能被压制，也不能被移除：唯一的选择是理解它的运动方式，并规范它的革命。

在这一点上，凯恩斯的干预——通过有效需求原则变得具有辩证性——变得完全是政治性的，因为它成为一种有意识地控制阶级运动的尝试，这些运动必须被接受为既定的、必要的和有效的过程元素。凯恩斯思想的全部概念内容都被力量平衡的概念所着色⁵³。因此，经济政策的任务是规定一个持续的收入和消费倾向革命，这将维持全球生产和投资，从而带来唯一可能的政治均衡形式——而这种均衡只有在它准备好承担一种力量平衡的所有风险和不确定性，并且这种平衡保持开放结局时，才会是有效的。那么，这就是我们可以总结有效需求理论精神的方式：它假定存在阶级斗争，并着手以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式，在日常基础上解决它。

第四部分 资本主义重建和社会国家

如果我们现在更仔细地审视手头的问题——即1929年的经验如何导致了国家结构的改变——我们可以看到凯恩斯（Keynes）的贡献是多么激进。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不仅在于其干预能力扩展到整个社会，而且在于其结构必须反映工人阶级的影响。1929年之后，国家承担起一种普遍的组织结构，其特点与其说是干预主义，不如说是其所体现的特定阶级动态。因此，理解我们当前国家形式的特殊性，唯一的方法就是突出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巨大影响。

鉴于国家形式必须记录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影响，国家现在正是在社会层面，在国家本身的结构内部，构建了一种对阶级运动进行控制的特定形式。从早期的工厂专制与社会无政府状态的对立（以及第一次尝试将这种充满矛盾的关系以基于宪法权利的“法治国家”（lo Stato di Diritto）形式组织起来），资本现在被迫转向对该专制主义的社会组织，以新的计划型国家形式，将剥削的组织扩散到整个社会中。这种特殊的方式将组织和镇压贯穿于整个社会，直接再现了工厂的形态。

因此，凯恩斯对国家的新定义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研究了他思想中构成这一最终总体图景的几个独立线索。但这并不是说凯恩斯缺乏一个超越单个局部分析线索简单总和的整体视角。这种整体视角直接源于他的利率理论。

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这一方面与新古典经济思想是论战性的，因为后者将利率看作是由在生产领域之外运作的无政府主义因素决定的，在一个非社会化的资本主义阶段（而不是作为对节制的报酬和资本品供需之间的自然平衡因素）。对凯恩斯来说，它源于流动性偏好和市场上的货币数量。

但如果这是真的，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再次成为无法忍受的风险的牺牲品。个别资本家和食利者被赋予了不应委托给他们的职能。这只会导致灾难。我们为什么必须接受这样的灾难？难道我们真的必须将那个无政府主义秩序的不可避免的瓦解留给生产过程的客观力量吗？除了摧毁食利者之外，这样做的风险是让整个体系崩溃。而清算的日子近在眼前。

凯恩斯得出结论，如果我们要采取行动拯救该体系，我们必须以“食利者的安乐死”为目标（这除了在政治上是紧迫的，在道德上也是合法的）。这将使集体资本能够着手将利率向下调整，直至

“相对于资本的边际效率表而言，实现充分就业的那个点”⁵⁴。

凯恩斯的所有规范性补救措施都集中在这一单一命题中。这旨在在货币流通这一关键领域提供一个决定性的保障，即不平衡可以得到控制⁵⁵。

乍一看，所有这一切似乎仅仅表明凯恩斯论点的进一步完善，旨在将货币理论和生产理论整合到资本已成为社会资本（即整体、整合和集体）的层面。但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将利率从属于资本相对于充分就业的边际效率表，还有更进一步的影响：特别是，它将凯恩斯理论与古典的劳动价值学说联系起来的矛盾效果⁵⁶。以至于在这里，价值规律的重新激活最终为凯恩斯主义的视角提供了筋骨和实质：所有对价值规律的完全运作和直接控制而言异质的因素都将被消除。最重要的是，该体系——即新体系，新国家——因此得到了加强，因为它更充分地成为了劳动价值规律实现的一个产物。在这里，我们确实可以说，“社会国家等于基于劳动的国家”的等式开始适用。这是凯恩斯资产阶级乌托邦主义和他为资本辩护的一个最终和必然的结论⁵⁷。

如果我们现在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这一理论倾向，我们将看到它是如何被阐明的。可以说，凯恩斯试图在社会资本的背景下，检验一些古典（或者如他所说，是前古典）的直觉。事实上，回到社会资本的货币和生产方面之间的关系，他引入了两条倾向性规律：平均利润规律，以及货币工资和实际工资倾向于趋同的规律⁵⁸。

在这里，他接近了古典经济学家对价值规律描述的纯粹性。我们几乎可以说，当资本发展到成为社会资本时，它就变得马克思主义了。这显然是一种光学错觉，但与此同时，也存在着历史的相似性。个别企业理论有效地忽略了价值规律的问题，即如何得出普遍的、平均的价值，而现在，考虑资本集体身份的必要性重新确立了它。它以非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重新出现，而是一种对马克思主义的改良主义和社会民主版本。它不仅作为一种描述过程的手段（其运作的隐含和倾向性规律）重新出现，而且，最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政治规范和经济战略的战略目标之一而重新出现。

这就是为什么凯恩斯对价值规律的重新利用，在他的思想中引入了“社会利益”、共同利益这一神秘化的概念。通过他将货币理论还原为生产理论，以及他对这种还原的政治必要性及其将被实现的受控形式的分析，凯恩斯试图代表一种“无需革命”即可达成的最终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利润和利息被降至零，而货币关系（作为资本主义权力内部的自主领域）将消失，因为货币将被还原为一种单纯的会计单位，仅仅是商品之间等价的一般符号，因此所有偏好货币的理由都将消失⁵⁹。因此，社会利益，剥离了中间和次要元素，以及价值规律，将开始支配发展的全部过程。资本变得共产主义了：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共产主义”⁶⁰。

但凯恩斯这种做法很奇怪——在他的论证过程中，忘记了他分析所基于的前提。因为相信价值规律的完全实现，实际上就是相信资本主义榨取剩余价值规律的完全实现。利润和利息，被统一并降至零，实际上与资本社会生产中平均剩余价值率的表达没有什么不同⁶¹。剥削没有被消除——只是其无政府和竞争的方面。利润和利息也没有被消除——它们只是被阻止超过平均水平。马克思的对立仍然完好无损——即使这个事实对凯恩斯来说没有什么兴趣⁶²。

更有趣的是，凯恩斯在这里的结论与他体系中其他重要部分是公开矛盾的——特别是在有效需求理论方面。他断言一个不受阶级矛盾、斗争、两个对立阶级之间的权力关系影响的社会利益，这否定了那个理论。不仅是之前描述的社会现实现在被神秘化了，而且在他的科学中也存在矛盾，因为他恰恰是在他现在否认其存在的那个现实之上构建了他的发展规律。此外，凯恩斯（对他来说很不寻常，但也许受到了剑桥道德哲学学派的启发）⁶³在这里冒险进入了乌托邦主义的领域。

因为这种资本的概念确实是乌托邦式的——一个如此完全社会化的资本，它不那么拒绝通过货币机制来阐明自身⁶⁴，而是拒绝将自身作为一个剥削的社会力量来提出，从而使自身自主，将自身作为一个独立本质和霸权力量来提出。这是一个短期的乌托邦，直到资本主义利用由斗争和危机带来的质的飞跃，通过市场来消除利润实现过程中最明显的扭曲。然后，一旦完成了这一点，紧接着就会对存在于社会层面的统治和剥削关系进行立即的神秘化⁶⁵。这种神秘化的必要性，是在一个自1917年以来有利于工人阶级的力量平衡框架内重建资本主义。

然而，这样一个项目是完全在资本历史的框架内被决定的。它反映了那些立即是实际的，以及是理论上的必然性：理论上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在政治上是多么紧迫和有效。由对危机的类似反思所引发的相同必然性，是新政的基础，也是任何成熟资本主义内部重建经验的基础。当然，如果我们要研究新政，看它对凯恩斯主义的忠实程度，我们会很快幻灭——事实上，沙赫特的活动远比剑桥的思想更契合。凯恩斯本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

“在一个资本主义民主制度下，似乎在政治上不可能组织起必要规模的支出，来完成能够证明我观点的宏大实验——除了在战争条件下”⁶⁶。

对凯恩斯在那个时期与美国政治圈，特别是与罗斯福的个人关系进行的任何分析，同样会令人失望⁶⁷。

然而，我们已经确定构成凯恩斯主义体系的所有理论要素，在新政的经验中也发挥了作用——并且以类似，如果不是完全相同的方式，得到了实施：从承认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影响，到旨在通过新的公共资助投资刺激有效需求的政治和经济技术；从强调社会进行激进资本主义重建的紧迫性，到随后出现的那种特定类型的国家⁶⁸。

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就不断变化的国家形式而言，只有新政的经验才明确了我们所看到的凯恩斯主义的一个基本特征：承认在位的经济力量之间关系的变化，以及在这个新背景下对资本霸权进行相应的重构。它通过从根本上改变“游戏规则”使其明确；通过在资本统治精英的重建热情，以及长期存在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宪法实践之间，进行令人瞩目的综合，现在这些实践得到了更新。在这里，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大胆接受并重新利用“永久革命”概念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实现其自身的自保。它毫不保留地这样做，宣称其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自身阶级本质，避开了民粹主义或传统进步意识形态的污点。强加的是一种资本主义改良主义，它与社会民主主义对体系失衡的抱怨相去甚远，并且极度自信能够通过自身的再生产来解决问题⁶⁹。

凯恩斯怎能看不到这个激进的历史实验与他自己理论和政治思想的本质是如此接近？他怎能看不到他的乌托邦的可能性，以及其必然伴随的神秘化？结果是，他在这两点上都失败了。这种神秘化通过成熟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个最终特征被揭示出来：对暴力的更多使用。这种暴力可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但它始终存在于现代国家所承担的整体促进和监管活动的发展中。

而且，再一次，这个根本性的真理在凯恩斯那里只是顺带一提。不仅在他伴随着其科学活动的绝望历史哲学中⁷⁰，而且在他的体系本身内部。正是在他勾勒一个接近乌托邦的资本主义重建时，我们发现凯恩斯又回到了他自己，并将基本问题定义为资本在其所定义的阶级关系中的弱点（因此，他既没有忘记他最初的现实起点，也没有将他的信念完全寄托在他为资本主义重建所提出的模型上）。这一点的例证出现在《通论》的一个决定性点上——对利率倾向于下降规律的重新发现。

我在这里不打算评判这一凯恩斯主义命题的科学有效性。只需说它目前的表述似乎比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表述更具说服力，因为它不是基于资本过剩生产的预测，而是基于“额外资本的折现回报下降和新资本品供给价格上涨”的预测⁷¹。

在使用这个表述时，凯恩斯得出了比他的乌托邦图式更切合实际的结论，这些结论源于他最初的现实起点。他不再仅仅将有效需求理论所提供的图式作为旨在实现稳定政策的指标，而是作为一种预测和预言的工具。这个从应用有效需求政策中得出的预测是，需求将超过供给，而前一时期通货紧缩的倾向将让位于持续的通货膨胀危险。简而言之，所有大规模工人阶级压力客观上会产生的影响——在这种阶级之间关系改变之后——在该资本的新机器上，都将是决定性且不可逆转的。这事实上就是在1929年事件强加的资本主义改革之后，在生产活动直接领域中阶级关系发展所发生的情况；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正在发生，即使是在新政下，以1937年经济衰退的形式⁷²。

但在所有旨在消除恐惧的科学努力的最后，对未来的恐惧仍然存在，对灾难和“灾难党”的恐惧。对凯恩斯来说，这些恐惧恰恰来自于重建资本的必要性，以及对力量平衡倾向于巩固以有利于工人阶级这一事实的承认。在一个阶级之间关系已经变得动态的局势中，任何试图创造新均衡的尝试都必然是不安全的，将运动稳定在一个固定点上变得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选择是将信念寄托于权力，作为一个独立而独特的现实。

这是否就是我们应该如何解读凯恩斯将普遍利益提升到绝对地位？以及他从自己有效需求理论图式中的解放？我们是否有可能在凯恩斯思想的双重运动中看到一种新的体系生活所必需的矛盾？（一方面，开放地认同国家结构与社会经济过程，另一方面，倾向于承认一种独立于社会运动特殊性的国家普遍利益）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不安全感不会减弱。也许它在制度上的唯一充分体现，就是现代国家所特有的极端暴力。国家，再次意味着，恐惧、镇压的需要、暴力。“资本的共产主义”可以将其运动中的所有价值吸收，并且可以充分代表发展的普遍社会目标；但它永远无法剥夺工人阶级的特殊性，即它对剥削的仇恨，以及它在任何给定均衡水平上都无法被遏制的特性。因为工人阶级也是一个旨在摧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项目。

注释

¹ 十月革命后，俄罗斯以外的工会和政治运动可以被概括为一个本质上基于“自我管理”的同质运动，它通常由工人阶级中的“贵族阶层”表达和领导，即使在那些运动具有群众性质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塞尔吉奥·博洛尼亚（Sergio Bologna）的《阶级构成与工人委员会运动起源中的政党理论》（Composizione di Classe e Teoria del Partito alle Origini del Movimento Consiliare，收录于费尔特里内利（Feltrinelli）1972年出版的《工人与国家》（Operai e Stato），第13-46页）专门用于定义该运动的同质性。关于由此产生的问题的一般性介绍，另请参阅：A.S. 赖德（Ryder），《德国革命》（The German Revolu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剑桥1966年）；A. 罗森伯格（Rosenberg），《布尔什维克主义史》（Histoire du Bolchevisme，格拉塞（Grasset），巴黎1967年）；B. 普里比切维奇（Pribicevic），《英国车间管事运动》（The Shop Steward Movement in England，牛津大学出版社，牛津1955年）；T.H. 德雷珀（Draper），《美国共产主义与苏维埃俄国》（American Communism and Soviet Russia，维京出版社，纽约1960年）；G. 德·卡罗（de Caro），《都灵的工人委员会经验》（L'Esperienza Torinese dei Consigli Operai，收录于《工人阶级》（Classe Operaia），第1卷，第1期，1964年1月）。

² 参见，例如，美国一些大企业部门对新政（New Deal）提出的“极权法西斯主义”指控。

³ 这在美国的工人阶级斗争中是真实的。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年中，美国和欧洲工人阶级斗争行为形式的同质性，参见塞尔吉奥·博洛尼亚和乔治·拉维克（George Rawick）在《工人与国家》（Operai e Stato）中的论文。特别是，应该记住，在1914年至1920年间，美国劳工联合会（AFL）的会员人数从200万增加到400万，这一工会会员人数水平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被超越。有关有用数据，另请参阅：I.伯恩斯坦（Bernstein），《贫困年代：1920-1933年美国工人史》（The Lean Year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orker, 1920-1933，霍顿·米夫林公司，波士顿1960年）；以及W. 加伦森（Galenson）的论文，收录于《工人运动与经济萧条》（Mouvements Ouvriers et Dépression Economique，D'Demarco，J. Dhondt，D. Fauvel-Rouif编辑），范·戈尔库姆（Van Gorcum），阿森1966年，第124-143页。

⁴ J.M. 凯恩斯，《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收录于麦克米伦为皇家经济学会出版的《凯恩斯文集》（The Collected Writings）第11卷，伦敦1971年，第170页。

⁵ J.M. 凯恩斯，同上，第148-150页。凯恩斯在这一阶段的政治目标是统一资本主义体系防御的两条战线——其推论是，这种防御只能围绕着德国的支点来组织。这一观点一直是凯恩斯政治思想中的基本要素之一。在1922年的《和约的修正》（A Revision of the Treaty）中，凯恩斯不厌其烦地重复了“德国的未来现在面向东方，其所有复兴的希望和抱负必将转向那个方向”的想法。凯恩斯所谓的“亲德主义”，即使到了E. 曼图（Mantoux）的《迦太基式的和平，或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The Carthaginian Peace, or 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Keynes，伦敦1946年）中仍受到许多批评，因此它具有比他的批评者所愿意看到的更深刻的阶级意义。这是一种与魏玛（Weimar）德国最优秀的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完美平行的进路。例如，在这些年里，不难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找到相同的直觉（参见W.L. 莫姆森（Mommsen），《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Max Weber und die Deutsche Politik，1920年），莫尔（Mohr），图宾根1959年，第280页及以下）。此外，凯恩斯从未掩饰他对魏玛知识分子及其政治团体的深切同情。在他的文章《梅尔希奥博士：一个被击败的敌人》（Dr Melchior: A Defeated Enemy，收录于J.M. 凯恩斯，《传记散文》（Essays in Biography），《文集》第10卷，同上，第389-429页）中，他对这个圈子的描绘近乎于辩解。

⁶ 关于这个问题的很好处理，请参阅R. 莱卡克曼（Lekachman）在他编辑的文集《凯恩斯<通论>——三个十年的报告》（Keynes' General Theory - Reports of Three Decades，圣马丁出版社，纽约和伦敦1964年，第1-10页）中的论述。R.F. 哈罗德（Harrod）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The Life of John Maynard Keynes，麦克米伦，伦敦1951年）这部充满溢美之词的著作也同意这一点，这在逻辑上是说得通的。对于P.A. 萨缪尔森（Samuelson）来说（《通论》，收录于R. 莱卡克曼，同上，第330页），通向《通论》的道路是“一条大马士革（Damascus）之路”。

⁷ 尤其参见B. 奥林（Ohlin），“凯恩斯先生关于转移问题”的观点（Mr Keynes' Views on the Transfer Problem），收录于《经济学期刊》（The Economic Journal），第39卷，1925年9月；另有“赔款问题”（The Reparation Problem），同上，1925年6月。

⁸ 这是凯恩斯的一句话，由E.A.G. 罗宾逊（Robinson）在他的文章《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883-1946》中引用，收录于R. 莱卡克曼，《凯恩斯<通论>》，同上，第34页。

⁹ J.M. 凯恩斯，《和约的修正》，《文集》第3卷，同上，第115-116页。

¹⁰ D.H. 罗伯逊（Robertson），对《和约的经济后果》的评论，收录于《经济学期刊》，1920年3月。

¹¹ 摘自1919年12月4日的《泰晤士报》（the Times），由E.A.G. 罗宾逊引用，收录于R. 莱卡克曼，《凯恩斯<通论>》，同上，第35页。

¹² 凯恩斯在《和约的修正》，同上，脚注1，第69-70页中回忆了克列孟梭（Clemenceau）的这个判断。

¹³ W. 丘吉尔（Churchill），《世界危机》（The World Crisis），伦敦1929年，第5卷，第155页。在评论这卷书时，凯恩斯承认丘吉尔在和平会议上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但与此同时，他也作出了绝非轻微的批评，即他未能抓住苏维埃革命的核心重要性：“（丘吉尔）未能看出事件在其必然关联中的重要性，也未能将本质与插曲隔离开来……对他来说，布尔什维克主义，尽管他向列宁的伟大致敬，但仍然不过是一种白痴般的愚蠢。”

¹⁴ 传记作者们正确地强调了20世纪20年代持续的英国政治事件刺激对凯恩斯发展的影响：参见R.F. 哈罗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同上，第331页及以下；E.A.G. 罗宾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833-1946》，同上，第41页及以下。

¹⁵ 关于这个问题在凯恩斯看来是如何出现的，参见E.A.G. 罗宾逊，同上，以及C. 拿破仑尼（Napoleoni），《二十世纪经济思想》（Il Pensiero Economico del Novecento），艾诺迪（Einaudi），都灵1963年，第79页及以下。

¹⁶ 除了上面引用的普里比切维奇的著作外，另请参见M. 戈比尼（Gobbini）关于1926年英国总罢工的文章，收录于《工人与国家》（Operai e Stato），同上。

¹⁷ 参见R.F. 哈罗德的证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同上，第375页及以下。

¹⁸ 摘自J.M. 凯恩斯，《我是自由派吗？》（Am I a Liberal?，1925年），收录于《劝说集》（Essays in Persuasion），《文集》，同上，第305页。

¹⁹ 同上。

²⁰ K. 马克思，《资本论》（Capital），第1卷，劳伦斯与威沙特（Lawrence & Wishart），伦敦，第1-3卷，1963-1970年，第356页。

²¹ “……但是，如果我们的中央控制能够成功地建立一个与实际可行的充分就业相对应的总产出量，那么古典理论从这一点上又会恢复其作用。”J.M.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麦克米伦，伦敦1970年（平装本），第378页。

²² J.M. 凯恩斯，《劝说集》，《文集》，同上，第299页及以下。

²³ J.M. 凯恩斯，《传记散文》，《文集》，同上，第429页。

²⁴ J.M. 凯恩斯，《劝说集》，《文集》，同上，第xviii页。

²⁵ 在他的文章《牛顿其人》（Newton the Man，收录于《传记散文》，《文集》，同上，第363-74页）中，凯恩斯通过识别一个秘密的、神奇的时刻，并将其与剑桥物理学家/数学家思想中胜利的启蒙方面进行比较，巧妙地引向了一种科学知识模型，其中这两个方面共存，但前者更具真实性。确实，在牛顿（Newton）那里，科学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人和魔术师相互滋养，创造性天才由非理性利益所支撑。这就是牛顿的魅力——他仍然设法将宇宙视为一个谜……问问这种牛顿形象在多大程度上定义了凯恩斯对自己科学发展的意识，是很有意思的。

²⁶ R.F. 哈罗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同上，第338页及以下，对这场长篇论战作了很好的记述。

²⁷ 在P.M. 斯威齐（Sweezy）收录于R. 莱卡克曼的《凯恩斯<通论>》，同上，第297页及以下的论文中，对凯恩斯得出这些结论的政治和文化氛围作了很好的记述。同一作者在《作为历史的现在》（The Present as History，月刊评论出版社，纽约1953年，第189-196页）中有更广泛的处理。

²⁸ 在这方面，参见E.A.G. 罗宾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1883-1946》，同上。

²⁹ 在1926年的论文中（《自由主义与劳工》（Liberalism and Labour）和《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The End of Laissez-Faire），均收录于《劝说集》，《文集》，同上，分别为第272-306页和第307-11页），这一观点得到了特别强调，尤其是针对总罢工后出现的政治必然性。

³⁰ 关于这一点，以及20世纪30年代经济分析的许多其他方面，我遵循了H.W. 阿恩特（Arndt）的调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教训》（The Economic Lessons of the Nineteen Thirties），为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起草的报告，伦敦1944年。

³¹ 这一切对于经济危机核心的美国社会的重要性，由小A.M. 施莱辛格（Schlesinger Jr.）在他的《罗斯福时代》（The Age of Roosevelt）第1卷《旧秩序的危机》（The Crisis of the Old Order），纽约；以及M. 艾纳迪（Einaudi），《罗斯福的革命》（La Rivoluzione di Roosevelt），艾诺迪，都灵，第二版1959年，第51、90页所突出。P.G. 菲伦（Filene）在《美国人与苏维埃实验 1917-1933》（Americans and the Soviet Experiment 1917-1933，哈佛大学出版社，剑桥1967年）中也引用了重要数据。

³² P.A. 萨缪尔森，《通论》，收录于R. 莱卡克曼，《凯恩斯<通论>》，同上，第329页。

³³ J.M. 凯恩斯，《通论》，同上，第99-104、218-20、322-5页，以及多处。请注意，早在1930年5月10日，凯恩斯就在《民族》杂志的一篇文章中警告了局势的严重性：“事实是——一个尚未被大众认识到的事实——我们现在正处于一场非常严重的国际萧条深处，这场萧条将在历史上占据最严重的地位。仅仅靠银行利率的被动调整是无法让我们走出这种程度的萧条的，需要一个非常积极和果断的政策。”（R.F. 哈罗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同上，第398页。）

³⁴ P.M. 斯威齐，收录于R. 莱卡克曼，《凯恩斯<通论>》，同上，第307页。

³⁵ J.M. 凯恩斯，《通论》，同上，第46-51、135-46页。

³⁶ 同上，第147-64页。

³⁷ 在这方面，W.B. 雷达威（Reddaway）（收录于R. 莱卡克曼，《凯恩斯<通论>》，同上，第108-200页）对国家被纳入凯恩斯主义分析作了出色的分析——特别是，它强调了国家行动的内部和“结构”性质，这一点非常出色。正如我们下面将看到的，这正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分析开始对于新国家模型的定义变得尤为重要的地方。

³⁸ G. 博尔多（Bordeau），《作为神话的计划》（La Plan comme Mythe），收录于《作为决策过程的计划》（La Planification comme Processe de Décision），科林（Colin），巴黎1965年，第36页及以下，或许对未来如何在经济规划的视角内被吸收到判断中，提供了最好的分析。他还阐明了对宪法概念的重要含义。

³⁹ W.B. 雷达威（收录于R. 莱卡克曼，《凯恩斯<通论>》，同上）正确地指出，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内化主要发生在投资方面。在极限情况下，其职能是直接生产性的。

⁴⁰ J.M. 凯恩斯，《通论》，同上，第164页。

⁴¹ K. 马克思，《资本论》，第2卷，第57页。

⁴² 当然，尽管凯恩斯及其学派为分析这种情况付出了所有努力，最好的描述仍然是马克思关于“社会资本”形成的记述（例如《资本论》，同上，第2卷，第103页及以下）。

⁴³ J.M. 凯恩斯，《通论》，同上，第52-65、74-85页。

⁴⁴ 关于资本作为“社会归属”的焦点，请再次参见马克思关于“流通过程的三种公式”的章节（《资本论》，同上，第2卷，第1-4章，第25页及以下）。

⁴⁵ J.M. 凯恩斯，《通论》，同上，第vi页。

⁴⁶ P.M. 斯威齐收录于R. 莱卡克曼的《凯恩斯<通论>》中的论文，对此点给予了适当的强调。

⁴⁷ 有效需求的概念在《通论》中被定义和发展，同上，第23-32、55、89、97-8、245-54、257-71、280-91页。

⁴⁸ J.M. 凯恩斯，《通论》，同上，第91-2、110页。

⁴⁹ 整个系统的相互依赖性，尤其得到了凯恩斯思想的“正统”解释者的证明。关于回顾，参见R.F. 哈罗德在他对R. 莱卡克曼的《凯恩斯<通论>》的贡献，第135页，题为《凯恩斯先生与传统理论》（Mr Keynes and Traditional Theory）的论文。

⁵⁰ “凯恩斯的分析贡献主要在于阐述了那一假设（工资刚性）的含义。现在几乎普遍承认，凯恩斯主义的理论体系……依赖于工资刚性的假设。如果那个假设不成立，凯恩斯主义体系就会崩溃，或者换句话说，它就会失去其独特的、使其与笼统称为‘古典’体系区分开来的特质。”（G. 哈伯勒（Haberler），收录于R. 莱卡克曼，《凯恩斯<通论>》，同上，第291页）。

⁵¹ J.M. 凯恩斯，《通论》，同上，第375-6页。

⁵² 以下定义足以作为例子：“总需求函数将各种假定的就业量与其产出预期会带来的收入联系起来；而有效需求是总需求函数上的一个点，它变得有效，因为它与供给条件结合在一起，与使企业家利润预期最大化的就业水平相对应。”（J.M. 凯恩斯，《通论》，同上，第55页）。

⁵³ J.M. 凯恩斯，《通论》，同上，第375-6页。

⁵⁴ “因为货币的重要性本质上源于它是连接现在和未来的一个纽带”（同上，第293页）。

⁵⁵ “前面章节的一个目的……是将价格理论作为一个整体带回与价值理论紧密联系……我认为，将经济科学划分为价值和分配理论一方面，以及货币理论另一方面，是一种错误的划分……”（同上，第293页）；“因此，我同情那种认为一切都是由劳动生产的前古典学说……”（同上，第213页）。另一方面，斯威齐（Sweezy）反对所有这类假设。在R. 莱卡克曼，《凯恩斯<通论>》，同上，第299页，他声称：“……凯恩斯永远无法超越新古典主义进路的局限性，后者将经济生活从其历史背景中抽象出来，因此天生无法为社会行动提供科学指导。”

⁵⁶ 在这方面，《通论》的结论是典范。它们代表了对该体系的全面赞美：“……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认为现有体系严重误用了正在使用的生产要素”（J.M. 凯恩斯，《通论》，同上，第379页）。“经过净化的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食利者的安乐死”、“自由和效率，统一和保存”、“劳工和自由的加强”是反复出现的口号。要将一个具有最大意识形态内容的总体形象拼凑起来，一点也不难——足以让那些声称他们的方法是“价值中立”的正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感到消化不良。

⁵⁷ D.G. 查姆珀罗恩（Champerowne）的两篇论文《失业，基础与货币：古典分析与凯恩斯主义》（Unemployment, Basic and Monetary: The Classical Analysis and the Keynesian）和《期望以及经济未来与现在之间的联系》（Expectations and the Links between the Economic Future and the Present），收录于R. 莱卡克曼，《凯恩斯<通论>》，同上，第153-202页，对于精确解释凯恩斯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实际工资和货币工资之间的关系问题上。

⁵⁸ 凯恩斯对他所同情的先知/大师西尔维奥·盖塞尔（Silvio Gesell）感到好奇（至少可以说），他甚至在他的《通论》中专门用篇幅讨论了盖塞尔（同上，第353-8页），不仅表示支持盖塞尔关于消除货币利率的假设，还同情地考虑了他提出的用“加印”钞票取代货币的提议（或者他的“信仰疗愈/巫术”疗法）。抛开这些幻想，凯恩斯关于将资本边际效率降低到零的理论陈述，在《通论》第220-1页找到了其最充满张力的科学和意识形态形式。

⁵⁹ K. 马克思，《书信》（Correspondence），意大利语译本，第5卷，罗马1951年，第184页。

⁶⁰ K. 马克思，《资本论》，同上，第3卷，第154页及以下；第3卷，第358页及以下。

⁶¹ 在《通论》中，马克思只被提及过两次（第32、355页及以下），而且措辞如此笼统，或许表明作者对此知之甚少。（无论如何，凯恩斯在《传记散文》中承认了这一点：“……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不甚熟悉……”）。凯恩斯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无产阶级国家的判断也非常肤浅和粗俗。（参见《传记散文》，《全集》，同上，第63-7页；《劝说集》，《全集》，同上，第253-71、312-7页）。我会说，在这些情况下，说话的与其说是作为科学家的凯恩斯，不如说是作为股票投机者的凯恩斯。从这个角度看，这在凯恩斯这个人身上与其他任何方面一样重要（哈罗德的传记中赞扬了他的投机能力），以下这句话完全是合情合理的：“我怎能接受一种信条（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它宁愿选择泥土而非鱼，将粗鲁的无产者置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之上，而后者，无论其缺点如何，都是生活中的精华，并且无疑携带着所有人类进步的种子”（《劝说集》，《全集》，同上，第258页）。

⁶² 凯恩斯似乎受到了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激进主义传统的特别强烈影响，该传统在剑桥的主要代表是托马斯·格林（Thomas Green）。关于格林政治思想中通常具有的乌托邦含义及其政治理论的一般基调，请参见最近的著作：J.R. 雷德曼（Redman）编，《T.H. 格林的政治理论》（The Political Theory of T.H. Green），阿普尔顿·世纪·克罗夫茨（Appleton Century Crofts），纽约1964年；J. 帕克尔（Puckle），《T.H. 格林哲学中的自然与精神》（La Nature et l'Esprit dans la Philosophie de T.H. Green），第2卷：《政治，宗教。格林与传统》（La Politique, la Réligion. Green et la Tradition），诺韦勒尔茨（Nauwelaerts），鲁汶1965年。

⁶³ 马克思在《资本论》，同上，第3卷，第606-7页中证明了正是这种资本的社会化，它表现为对货币的拒绝及其“被各种形式的流通信用所取代”，是可能的。

⁶⁴ “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日益积累意味着其日益集中。因此，资本的力量、作为社会生产条件的人格化形式的资本家与实际生产者之间的异化也日益增长。资本越来越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出现在前台，其代理人是资本家。这种社会力量与单个人的劳动所能创造的东西不再有任何可能的关系。它成为一种异化的、独立的社会力量，它作为一个客体与社会对立，并作为一个客体是资本家力量的来源”（K. 马克思，《资本论》，同上，第3卷，第264页）。

⁶⁵ J.M. 凯恩斯，《美国与凯恩斯计划》（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Keynes Plan），收录于《新共和国》（New Republic），1940年7月29日（由R. 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引用，在他的《改革时代》（The Age of Reform），乔纳森·卡普（Jonathan Cape），伦敦1962年，第307页）。[译者注：关于凯恩斯《通论》的极权主义延伸及其与纳粹经济部长沙赫特（Schacht）政策的亲和性，参见德国版序言（1936年）： “作为本书目标的整体生产理论，可以更容易地适应一个总体国家（total state）的条件……尽管我主要是在考虑英美条件的情况下阐述了这一理论，在这些地方，自由放任主义在大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控制之下，但我的理论同样可以应用于国家干预（指导）更为广泛的情况。”（引自F. 哈耶克（Hayek），《哈罗德<凯恩斯传>评论》（Review of Harrod's Life of Keynes），收录于《现代历史期刊》（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1952年6月，并被D. 温奇（Winch）在《经济与政策》（Economics and Policy），方塔纳（Fontana），伦敦1973年，第206页所引用）。]

⁶⁶ 参见M. 艾纳迪，《罗斯福的革命》，同上，第83页；R.F. 哈罗德，《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传》，同上，第445-50页。

⁶⁷ 施莱辛格、霍夫施塔特和艾纳迪（在他们在此引用的著作中）都意识到新政并不特别忠实于凯恩斯主义，但他们同时也观察到了这两种经验背后所存在的政治构型的客观趋同。这似乎是应该强调的一点。

⁶⁸ 霍夫施塔特（《改革时代》，同上，第305-8页）认为，这种新阶段的美国改良主义所特有的新工会主义成分，丝毫不减损新政中资本主义实验的激进性——相反，它突出了其特定的形式。霍夫施塔特在这项实验中所承认的“社会民主色彩”因此与工人阶级的观点无关。

⁶⁹ 除了上面引用的次要著作中的段落，还应该考虑《通论》本身也充满了对历史哲学的思考，这些思考似乎源于一种完全非理性主义和悲观的观点（尤其参见结论部分）。在凯恩斯那里，对边际主义经济学特定“理性”的攻击，特别且非矛盾地，是对一般理性的谴责。正如罗伯逊早在20世纪20年代所指出的那样，这是一种准备接受当代“主义”的非理性结果。

⁷⁰ 关于整个问题，参见A. 艾曼纽尔（Emmanuel），《利润率与马克思-凯恩斯的不兼容性》（Le Taux de Profit et les lncompatibilités Marx-Keynes），收录于《年鉴》（Annales），ESC，21，1966年，第1189-1211页。

⁷¹ 这种对1937年美国危机的解释由H.W. 阿恩特（Arndt）提供，同上，第68-70页。总的来说，关于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节奏和通货膨胀趋势，参见M. 多布（Dobb）在《欧洲资本主义的趋势》（Tendenze del Capitalismo Europeo——由罗马葛兰西学院组织的研讨会）中，意大利联合出版社，罗马1966年，第23-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