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学之前，幼儿园已经率先受到出生人口变化的影响。

近年来，我国新生儿数量的持续下滑已经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数据显示，自2019年我国新生儿数量首次跌破1500万后，到2022年更是首次降至1000万以下，人口变化的趋势也对教育行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仅2024年一年，全国幼儿园专任教师较2023年就减少了20多万人，两年累计减少40万人。

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少子化浪潮正以多米诺骨牌效应席卷整个教育体系，从幼儿园到中小学，再到高等教育，教师职业的缩减与重构已成必然。

当出生人口的减少已成定局时，幼儿园老师减少，只是一个开始。

作为教育体系的“前沿阵地”，学前教育首当其冲地承受了少子化的冲击。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幼儿园数量减少1.48万所，在园幼儿数量下降至4092.98万人，专任教师减少17.05万人。

到2024年，幼儿园数量进一步锐减2万所，在园儿童蒸发500万，幼师减少超20万人。

这一系列数据背后，是无数幼儿园的“生死挣扎”。民办幼儿园因生源枯竭大批关停，公办幼儿园也同样面临班级缩编。

幼师群体的困境也尤为突出。一方面，学前专业毕业生面临着“毕业即就业难”的窘境，另一方面，在职幼师也被迫转行，幼教产业链的断裂更波及园服品牌、校车公司、绘本出版商等上下游产业。

这场风波不仅意味着职业岗位的消失，更标志着教育生态的系统性重构。

幼儿园面临“生死挑战”的同时，中小学教育的压力也开始显现。2023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虽然创下近20年新高，但这一峰值主要源于2016年的二胎带来的生育小高峰。随着后续出生人口断崖式下跌，2024年小学招生量已经骤减200万人，教师过剩问题也开始显现。

根据预测，到2035年，全国小学教师将过剩约150万人，初中教师过剩37万人，这一趋势也会倒逼教育系统启动前所未有的调整机制。

首先就是编制收紧和分流转岗。目前多地已经“锁死”教师编制，实行“进一退一”，教师铁饭碗的松动，也标志着职业稳定性神话的破灭。

其次教师学历门槛飙升可能也会导致内卷加剧。双减后，校外培训机构大量消失，导致高校毕业生涌入体制内竞争，一线城市小学教师要求硕士学历，中学教师博士化趋势蔓延。一方面是教师岗位在减少，另一方面学历又在通胀，这也导致那些本科师范生越来越难。

最后还是那个老问题，即城乡教育资源的失衡，恐怕还会加剧。

这也很好理解，农村学校本来就因条件不好，现在随着生源枯竭只会加速合并或关闭，而城区学校则因人口流入面临学位紧张。

这种“空心化”与“拥挤化”并存的局面，也暴露出教育资源配置的滞后性。

最后，这股冲击还是会落到高等教育上面。

目前，我国普高录取人数已超1000万，而2024年出生人口已经不足千万，这意味着未来普高招生将面临生源不足。

到2035年，适龄学生全部升入普高后，大学招生过剩问题也会爆发，2024年本专科招生1120万人，但预测显示届时学位将过剩200万。

少子化带来的教师过剩，不仅仅是数量问题，更是职业属性的质变。传统意义上“稳定、体面、旱涝保收”的教师职业，正在向“能力导向、竞争激烈、动态调整”的新形态转变。

而最先遭受冲击的，还是幼儿园。

少子化，就意味着教育行业会面临着过剩；一旦一个行业开始过剩，我们就需要建立退出机制常态化，不管是教师退出常态化，还是幼儿园退出常态化，都要接受市场化的退出。

招不到足够生源，教学能力不足或考核不合格的教师，都将面临着倒闭或解聘。

这是我们必须去适应的变化。少子化驱动的教育行业震荡，实则也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缩影。老龄化加剧导致家庭养老负担沉重，进一步抑制生育意愿，形成了“少子化、老龄化、少子化”的循环。

而城乡差距扩大、竞争加剧，也会催生教育的“马太效应”，优质资源向城区名校集中，薄弱地区教育质量下滑。

人口减少是大趋势，很难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对教育行业来说，面对人口形势的变化，唯一能够做的，可能就是去主动适应它，然后承受适应过程中带来的阵痛。

两年减少40万幼师，这一数字背后是教育行业深刻的生存挑战，更是社会转型的必然阵痛。少子化不是教育的终点，反而是倒逼行业升级的契机。

当铁饭碗被打破，当学历通胀失效，教育也终将回归本质，培养真正适应未来社会的能力。教育职业的转型、教育模式的创新、资源配置的优化，都将指向一个共同目标：即让每个孩子都获得优质且适配的成长支持。

未来的教育行业仍然充满不确定性，但可以确定的是，只有拥抱变化，才能在少子化时代开辟新的教育生机。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随着新生人口的减少，教育行业最有望的一大改变，可能就是减少内卷，给学生减负，真正做到让孩子们快乐成长。

如果真的实现了这一点，更少的人口，更健康快乐的童年，似乎也并不是一件太差的事情，如果没有老龄化的话。

按照目前的趋势来看，40万幼师“消失”，恐怕还只是一个开始。

end.